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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視域中的“文論” ——為《海外漢學與中國文論》所撰序

來源:《漢風》第四輯 作者:黃卓越 時間:2021-02-06 09:25

摘要:該文原為作者為2018年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海外漢學與中國文論》(三卷本)所撰序言,分別追溯了“漢學”(sinology)與“文論”兩個核心概念在中西不同學術語境中的歷史來源、定義特征、命題譜系,以便為全書的寫作規劃出一個有效的指意范圍。此外,也對該書的編輯過程、體例等做了說明。
關鍵詞:漢學 sinology 中國學 文論

以“海外漢學與中國文論”作為項目的標題,即已顯示了我們對自己研究范圍與目標的大致限定,更明確一些講,也就是對海外學者的中國古典文論研究的一種再研究。鑒于近年來國內學界對與此相關的話題表現出的日益遞進的興趣,本課題意在通過知識學上的追蹤,比較全面地展示出該領域的歷史進程,及穿梭與流動其間的各種大小論題,已取得的主要成就等,并冀望借此而將對之的研究推進一大步。
誠然,正如我們已看到的,像題目中所示的“漢學”與“文論”這樣的術語又都不會是一種含義十分確定,并可現成直接使用的概念,而是長期以來便存在著判說上的分歧,進而涉及在具體的學術操作過程中如何把握話題邊界等的問題,并非可以模糊處之,繞行不顧的。選擇怎樣的一種命名,或賦予這些命名何種意義,不僅要求充分考慮指涉對象的屬性,然也同時會取決于研究者對之的認知與態度等。有籍于此,我們也希望在進入文本的全面展示之前,首先為業已擇定的幾個關鍵概念的使用清理出一能夠容身的通道,以便在下一步的研究中不再為因之帶來的歧解或疑惑所糾纏。
 
一,為什么是漢學?
目前我們習慣上使用的“漢學”一語,譯自英語“Sinology”。雖然“Sinology”在早期還不是一個涵蓋世界各地區同類研究的一個稱謂,但至20世紀之后,隨著西方漢學日益成為國際學界關注的重心,遂逐漸演變為甚為流行的一個概念,甚至于也為東亞地區的學者所受納。僅就這一概念本身而言,同時如果又將之譯成“漢學”,那么至少還會涉及兩個不甚明了的問題,一是在西語的語境中,“Sinology”這一概念的最初出現主要反映出了怎樣一種意識,并在后來發生了那些變化?二是為什么在起初便將這一西語名詞對譯成了“漢學”,而不是譯作“中國學”或其他術語,以致于造成了目前對之的各種爭議?如果我們能對這兩個問題有所解答,并為之梳理出一個可供理解與認同的思路,進而在其間(中外兩種表述)尋找到某些合適的對應點,那么也就可以對這一概念的使用做出限定性的解釋,及使我們的研究取得一個合理展開的框架。
總起來看,海外對中國的研究進程因地區之間的差異而有遲早之別,比如像日本與韓國等的研究便先于歐美等其他地區,甚至可以溯至唐代或唐以前。然而,正如目前學界一般認同的,如將“Sinology”或“漢學”這一近代以來出現的稱謂視作一種學科性的標記,則對之起源的考察大致有兩個可供參照的依據,一是于正式的大學體制內設立相應教席的情況;二是“Sinology”這一示范性概念的提出與確立。關于專業教學席位的設立,一般都會追溯自法國在1814年于法蘭西學院建立的“漢語及韃靼-滿族語語言文學教席”(La Chaire de langues et literatures chinoises et tartars-mandchoues),隨后則在英(1837)、俄(1837)、荷(1875)、美(1877)、德(1909)等國的大學中也相繼開設了類似的以講授與研究漢語(或中國境內其他語種)及其文獻為主的教席。后來的學者在述及各國漢學史的發生時,往往會將這些事件作為“Sinology”(漢學)正式確立的標志,似乎并沒有存在太多的疑義。
關于“Sinology”這一術語的緣起,一般認為也源自19世紀初的法文。據德國學者傅海波(Herbert Franke)的考訂,在1838年英文中首先出現的是“Sinologist”(Sinologue,漢學家)這一語詞,用以指稱一種專門化的職業,但尚不屬于對學科的命名。雖然這個解釋已被學界廣為采信,但似并不十分準確,據V. Andreae 與John Geiger所撰Bibliotheca Sinologica(《漢字文法書廣總目》,原書的漢文題名即如此)的記錄,在更早即有幾種西文讀物在書名中使用過同類概念,如J. Klaproth于1810在圣彼得堡出版的一種材料,其標題為:Drei Schreiben an Herrn Sinologues Berolinensis(Dr. Montucci),另有一冊由W. Lauterbach于1827年在巴黎出版的讀物,標題為Méprises singulières de quelques Sinologues,都標上了“Sinologue”一詞。是否還有更早的事例,也可再做探索。此后,在英文版《中國叢報》1849年18卷8月號上刊登的一個西方漢學書目《有關中國的著述目錄》(List of Works upon China)中,也出現過Sinologue這個詞語。
但作為學科性概念的“Sinology”在歐洲的流行,據當時資料的反映,應是當在19世紀60-70年代。這一線索是可通過追索而描繪出來的,如上舉V. Andreae與 John Geiger于1864年出版的德文版漢學書目Bibliotheca Sinologica,在正副標題中即用了“Sinologica”與“Sinologischen”這樣兩個術語,來概述廣泛多樣的漢學書籍。在為該書撰寫的“前言”中,作者還使用了如“Sinologen”、“ Sinologische”、“ Sinologie”等概念,以指稱“漢學”或“漢學的”。“漢學家”在這篇序言中則以“Sinologischer”來表示。偉烈亞力(A. Wylie)在其1867年以英文撰寫并出版的《中國文獻注解》(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序言”中,也使用了Sinology的概念(并與Sinologue對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70年代出現在英文版《中國評論》上的幾篇文章,即發表于1873年第1期上的歐德理(Ernest John Eitel)撰寫的《業余漢學》(Amateur Sinology),同年第3期上以“J.C.”之名發表的《漢學是一種科學嗎?》(Is Sinology A Science?),已明確地將“Sinology”當做學科的用語加以討論,從而也刺激與加速了這一概念的傳播。從歐德理等所述及的內容看,其中一個關鍵點在于,將已然出現的專業漢學與此前的所謂“業余漢學”區分開來,并通過后綴“-ology”以使之成為一門在學術體制內能夠翹首立足的“學科”。他如幾年后在《中國評論》上刊載的一篇題為“漢學或漢學家”(Sinology or Sinologist,1876)的小文中所述的,經過將法文中的“Sinologue”移換為英文中的“Sinologist”,研究中國的專家也就可與在其他學科中的專家如“語文學家”(philologist)、“埃及學家”(Egyptologist)、“鳥類學家”(ornithologist)等齊肩而立。由此可知,在當時,Sinology也是為將這一領域的研究進行學科性歸化而提出來的一個概念(并同時也會帶有了某種排他性),因此而與在大學中設置專業教席的行為是具有同等意義的,它們共同催生了一門新學科的誕生。
從研究的范疇上看,尤其從這些所設教席的名稱上便可知悉,基本上是以講授與研究語言文學為主的,比如法蘭西學院的教席冠以的用語是“語言文學”,英國早期幾個大學所設的教席也冠以類似的名目,如倫敦大學學院、倫敦國王學院所設的教席是“Professor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牛津與劍橋大學等所設的教席稱為“Professor of Chinese”,其他諸國初設的教席名稱大多類似,這也與其時歐洲的東方學研究傳統與習則,以及大學基礎教育的特點等都有密切的關系。當然對“語言”與“文學”的概念仍應當做更為寬泛一些的理解,比如,所謂的“語言”并非單指詞匯、語法等的研究,而是更需要從“philology”(語文學)的意義上來知解之。所謂的“文學”(或“中文”),事實上含括了各種雜多性文類在內的書寫文獻,畢竟當時在西方也還沒有出現現代意義上的“文學”概念。正因如此,后來的學者往往多傾向于將Sinology視為一種基于傳統語言文獻的研究類型。
當然,盡管對形式化標志(教席與名稱)的描繪是有意義的,但落實到具體的研究實踐中,則情況卻要復雜得多。除了所設教席與“Sinology”之間存在的裂隙之外,在“中國學”這一學科概念尚未正式在學術體制中確立之前,或者說在被籠統地概稱為Sinology的時代,有幾種混雜或邊界并不確定的現象也務須注意到。其一是盡管漢語文獻的確已成為此期研究的主要對象,但跨語種的研究始終存在于“Sinology”這一名目下,這當然也與“Sino-”的指稱范圍有關,即其從早期始便非專指漢族,而是籠統地指稱一界限模糊的“大中國區域”。19世紀前(即“前漢學”時期)來華的傳教士漢學家如張誠、白晉、錢德明等兼擅幾種境內語言的事例似不必多提,即便是法國的第一個漢學教席也是取韃靼語、滿語與漢語并置設位的,座主雷慕沙(Abel Rémusat)及其哲嗣儒蓮(Stanislas Julien)等的著述均反映出了對多語系的熟練掌握,而19世紀至20世紀前半期擅長數種“中國”境內(周邊)多語種的漢學家更是不可勝數,并在后來均是被歸在“Sinology”的名目之下的。二是跨時段的研究,這是指在對傳統古典文獻的研究之外,海外對中國當時國情的研究也不乏其著,這在下文還會提及;三是跨體制的研究,即便是在強勢性的“專業漢學”概念初步確立之后,所謂的“業余漢學”并未由此消失,而是仍然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有些成果也達到了很高的學術水準,這種趨勢至少會延續到20世紀30年代。既然如此,“Sinology”盡管會被賦予一個相對確定的含義,但也會呈示出邊界的模糊性。尤其是因為存在著跨語種(同時也是跨種族)研究的現象,當我們將“Sinology”轉譯為“漢學”這一看似含有確定族性特征,也在范疇上也更為狹隘的對應語時,的確很難不遭人詬病,并使這一譯名從一開始便帶上了難以遽然消弭的歧義。以故,后來也有學者提出當用“中國學”這一稱謂來更正中譯“漢學”一語的不足。
關于另一相關概念即“中國學”的稱謂,日本近代以來有“東洋學”、“支那學”等提法,在研究范圍上含攝古今,其中,至少“支那學”是可對應于“中國學”的。“支那學”的出現固然反映出了日本學界試圖更新舊有中國研究模式的明確意識,然而從概念上講,“支那”的稱名與西語中的“Sinae”、“China”等實出同源,并且是由西文轉譯過來的,因此在民國時期的中國學界,同樣也有用“支那學”的漢語術語來對譯或界說歐洲漢學的,并非為日本學界所獨持。再就是,作為一種相對新一些的研究模式,其在方法上也與受其時歐洲漢學的影響有甚密之關系。
與之同時,中國學界在上世紀40年代之前,也存在著常用“中國學”指稱海外同類研究的現象,在多數情況下,與當時措用的“漢學”概念之間并無嚴格的區分。然對于西方出現的“Chinese Studies”,國內后來多直譯為“中國學”,并一般將之歸功于二戰后以費正清為代表的“美國學派”的發明,視為一種新范式的開端,并以為可借此更替具有歐洲傳統特色的“Sinology”的治學模式。毫無疑問,Chinese Studies的出現所帶來的學術轉型是可以通過梳理勾勒出來的,但是如果限于籠統的判識,也會引起一些誤解。譬如說,一是,所謂的將對中國的研究從漢民族擴展至對整個“國家”地域的囊括,這點其實在我們以上描述40年代之前“Sinology”的概況時已有辨析,并非為新的范式所獨據,而早期費氏等人在研究中所憑借的也還主要限于漢語文獻(甚至于不比早期“Sinology”的研究范圍更廣)。二是,所謂的始將近代以來的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等納入到了研究的視野之中,這其實也如上述,是19世紀西人中國研究本有的范疇,勿論那些大量印行的旨在描述與研究中國政體、商貿、交通、農業、外事等的著述,即便是從19世紀來華人士所辦的外文期刊如《中國叢報》、《中國評論》、《皇家亞洲文會會刊》等中,也可窺知西人對這些實踐領域所持的廣泛興趣了。以此而言,要想將“Chinese Studies”與“Sinology”做一時段與內涵上的分明切割,是存在著一定困難的。在我看來,美國戰后新興的中國學的最主要貢獻,或更在于其將對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諸面向的研究明確地移植進了學科的體制之中,從而打破了以傳統文獻研究或語言文獻為主要旨趣的“Sinology”在體制內長期稱雄的格局,而此也正好接應了當時在美國興起的社會科學理論(同時既稱為“科學”,又稱為“理論”),并借此而獲得了一些新的探索工具。
即使如此,我們也需要再次注意到的是,“中國學”這一范型的最初構建便是攜有強烈的實用化動機的,又多會偏向于在特定的“國家”利益框架下選擇課題,從而帶有“國情”研究、甚至于新殖民研究的一些特點,早期日本著名支那學專家如白鳥庫吉、內藤湖南等的所謂“中國學”研究同樣未能免脫這一徑路,并非就可以不加分析地可以完全稱之為一種“科學”的研究。當然,“中國學”也一直處于自身的模式轉換之中,因此我們也需要進一步關注這一連續體在不同時期發生的各種重大變動。與之同時,雖然“中國學”所造成的影響已于今天為各國學者所認同與步趨,但并不等于說“Sinology”就隨之而消隱至歷史的深處,尤其在人文學科中,不僅這一命名仍然為當代許多學者所頻繁使用,而且如做細致地窺察,也能見其自身在所謂的“中國學”范疇以外,仍然沿著原有軌道往下強勁延伸的一條比較清晰的脈絡,并在經歷了多次理念上的滌蕩與方法論上的擴充之后,一直延續到了今日。就此而言,在比較確定的層次上,也可將賡續至今的以傳統語言文獻資料為基礎的有關中國的研究,繼續稱作“Sinology”。當然,有時其也會與“Chinese Studies”的治學模式含混地交疊在一起,尤其是在一些史學研究領域中。
由上述可知,“Sinology”這一命名,至少會與“Chinese Studies”、中譯語的“漢學”、中譯語的“中國學”這三個概念存在著意義上的糾葛關系,四者之間均很難直接對應,盡管語義上的縫隙仍有大小之別。中國學者也曾于這一問題上多有分辨,并提出過一些建設性的意見。但是就目前來看,還無法達成統一的認識,這多少也是由概念史本身的復雜性所造成的。在此情形之下,相對而言,也按照已經形成的慣例,將“Sinology”譯成“漢學”,并與“Chinese Studies”或中譯語的“中國學”有所區別仍是一種最為可取的方式。在這樣一種分疏之下,鑒于本項目所針對的是海外學者的中國傳統文論研究,而海外的這一研究針對的又是漢語言典籍(不涉及境內的其他語種),因此即便是從狹義漢學的角度看,也不會超出其定義的邊界,不至引起太多的誤解。再就是,本項目涉及的這段學術史,除了依實際情況會將20世紀以來的研究作為重點,也會溯自之前海外學者對中國文論的一些研究情況。至少在早期的語境中,西方的這一類研究尚處在“Sinology”的概念時段之中,因此以“漢學”來指稱之也是更為妥帖的。這也如同即便我們允許用“中國學”的術語來統稱其后發生的學術活動,但用之來表述20世紀前的研究,則無疑還會是甚為別扭的。
 
二,什么樣的文論?
“文論”這一概念同樣帶有較大的不確定性,這既是因為“文學”與“文論”的語義均是處于歷史變動之中的,也是因為對“文論”的理解也會因人而異有不同的解說。
“文學”概念的變化似不需要在此詳加討論了,而“文論”概念的變化,如不是限定于目前既有的稱名,而是從更大的學科譜系上來看,就中國而言,根據我們的考察,大體經歷了以下幾個命說的階段。第一階段是古典言說時期,略稱為“詩文評”,這一名稱行用于晚明焦竑《國史經籍志》、祁承?《澹生堂藏書目》,后被《四庫總目(提要)》列為集部中一支目之后,使得過去散逸在分類學系統之外的各種詩話、文則、品評、論著、題解等有了一個統一的歸屬,盡管收錄難免有顯龐雜,然也大致顯示了試圖為傳統相關領域劃分與確定畛域的某種意識。第二階段是現代言說時期,以陳鐘凡1927年《中國文學批評史》為公認的標志,始而通用“批評(史)”的命名,后如郭紹虞、羅根澤、朱東潤、方孝岳、傅庚生等民國間該領域最有代表性的學者也均是以這一概念來冠名自己的著作的。“批評”的術語似延續了古典言說時期的部分含義,但正如陳鐘凡所述,實源自于西語中的“批評”,因此在使用中也必然會貫注入西方批評學的主要理念,比如將散逸的知識進行系統化、學理化的歸納與整合,在“批評”概念的統一關照與指導下將來自于各文類的、更為多樣的文學批評史料納入其中,并同時排除掉那些在詩話等中的非文學性史料,以現代的思維方式重新梳理與評述傳統知識對象等,由此將批評史打造成一有自身邏輯體系的新的學科范型。第三個階段,大約從40年代始萌蘗并歷經一較長過渡,至80年代初而最終確立了以“文論”(“文學理論”)為導向性話語的當代言說系統。“文論”或“文學理論”遂成為學科命名的核心語詞,這也與西方同一領域中所發生的概念轉換趨勢是可銜接的。與此理論性的沖動相關,一方面是大量哲學、美學的論說被援入體系的構建中,甚至于將之作為支撐整個體系性論說的“基礎”;另一方面是不斷地從相關史料中尋繹與抽取理論化的要素,使之滿足于抽象思辨的需要。受之影響,該期對傳統對象的研究也一般都會以“文論史”的概念來命名之。相對于批評史而言,“文論”的概念也會帶有更強的意義上的受控性與排他性,從而使得過去被包括在“批評史”范疇下的許多史料內容進而被刪汰至言說系統以外。
由以上梳理可知,文論或文論史概念的確立,并非就是沿批評與批評史的概念順勢以下,可與此前的言說模式無縫對接,而是包含有新的企圖,即從批評史的概念中分身出來,并通過擴大與批評史之間的裂隙,對原有的學科進行再疆域化的重建。關于這點,中西學者都有較為明確的意識,并曾為此提出過一套解釋性的框架。在羅根澤40年代出版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緒言”中,撰者以為從更完整的視野上看,西語的“criticism”不應當像此前國人所理解的只有“裁判”的意思,而是應當擴大至包含有批評理論與文學理論,若當如此,我們也就有了狹義與廣義兩套關于批評的界說,而廣義的界說是能夠將狹義的界說涵容在內的。以此而復審中國傳統的文學批評,從總體上而言,當將之視為廣義性的即偏重于理論的造詣,以故,若循名質實,便應當將“批評”二字改為“評論”。 很顯然,羅根澤的這一論述已始有意地突出“理論”的向度,但為遵循舊例,仍選擇了“批評”的概念命其所著。
在西方,對后期漢學中的文學研究產生較大的影響的有韋勒克、艾布拉姆斯等所做的分疏,這自然也與此期西方開始從前期的各種“批評”轉向熱衷于“理論”的趨勢密切有關。在1949年出版的《文學理論》(Theory of Literature)一書中,韋勒克即將“文學理論”看做是一種區別于“文學批評”的智力形態,并認為在文學研究的大區域內,“將文學理論、文學批評與文學史三者加以區分,是至為重要的。”其后來撰寫的《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和文學史》(Literary Theory, Criticism and History)一文,又再次重申了理論的重要性,認為盡管理論的構建也需要爭取到批評的輔助,但換一個視角看,“批評家的意見、等級的劃分和判斷也由于他的理論而得到支持、證實和發展”,為此將理論視為是隱藏在批評背后的另一套關聯性原則,具有統攝批評的作用。艾布拉姆斯的觀點與韋勒克相近,但他在這一問題上的著力點則是試圖闡明“所有的批評都預設了理論”,即前輩們所完成的各種批評著述,都是隱含了某種理論結構的,以故,我們也可以借助理論來重新勾勒出這些批評活動的特征,或統一名之為“批評理論”,從而進一步將理論的價值安置在批評之上。沿著這一思路,我們可以看到,70年代劉若愚在撰述其聲名甚顯的《中國文學理論》(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一書時,在演述其著作的構架時便明確地表示同時參照了韋勒克與艾布拉姆斯的學說,以為可根據韋勒克的建議,在傳統通行的兩分法的基礎上(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再將文學批評分割為實際的批評與理論的批評兩大部分,從而構成一個三分法的解說框架。根據艾布拉姆斯的意見,“將隱含在中國批評家著作中的文學理論提取出來”,以形成“更有系統、更完整的分析”。這也是他將自己的論著取名是“文學理論”而不是“文學批評”的主要理由。與劉若愚發布以上論述差不多同時,在西方漢學的多個領域中出現了以理論為研究旨趣的強勁趨勢,無獨有偶,中國國內的研究也始正式邁入了一個以大寫的“文論”為標榜的時代。
然從歷史的進程來看,“文論”(文學理論、文學理論史)也還主要是一遲延性的概念,并非一可以含括從起始至終結,以致永久不變的全稱性定義。在歷史系譜中曾經出現的每一個定義,不僅均顯示了其在分類學上的特殊設定,而且也指向各有所不同的話語實踐。盡管某種“理論性”也許會像一條隱線那樣穿梭于諸如“詩文評”或“文學批評”等的歷史言說中,以致我們可以將之提取出來,并權用“文論”的概念去統觀這段更長的歷史,然也如上已述,這種“理論性”依然是被不同的意識、材料與規則等組合在多種有所差異的賦名活動中的,由此也造成了意義的延宕,這也要求我們能以更開放的姿態去懷擁時間之流推向我們的各種特殊的“歷史時刻”,及在此思想的流動過程中發生的各種表述,這既是指原發性的中國文論,也是指漢學系譜中對中國文論的研究。
此外,從研究的實況看,大約自90年代伊始,無論是國內學界還是國際漢學界,在相關領域中又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以國內為例,像“文學思想史”、“文學觀念史”、“文化詩學”等概念的相繼提出,便均意在避開原先“文論”概念所劃定的區域而繞道以進,其中也涉及到如何在多重場域中重新勘定文論邊界等的問題。在新的研究理念中,這些場域被看做或是可由思想史,或是可由觀念史與文化史等所形構的,它們當然也是被不同的理解方式建立起來的。如果我們承認有“文學思想”(literary thought)、或“文學觀念”(literary idea)或“文學文化”(literary culture)等更具統合性的場域的存在,那么也意味著在這些視域的探索中可以重組引起定義的關聯性法則。其中之一,比如,也可以至文學史及其作品中去尋找各種“理論”的條理。事實上我們也很難想象,絕大部分文學制品的生產是可以不受某種詩學觀、文論觀的影響而獨立形成的。文學史與、批評史、文論史的展開也是一個相互提供“意識”的過程,因而至少在文學作品中也同樣會隱含有關文學的思想、觀念與文化理念等。甚至于也有這樣一種情況,如宇文所安所曾指出的,像曹丕的《論文》、歐陽修的《詩話》,以及陸機的《文賦》、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等本身便是文學作品。按照這樣一種理解,也就可以突破以批評史或文論史“原典”為限的分界,將從文學史文本中去“發現文論”的研究一并納入文論研究的范圍。再有一種新的趨勢,便是當學者們試圖用某種理論去審視傳統的文獻資源(sources)時,也有可能以這種方式去重構對之的規則性解釋,即將歷史資源再理論化或再文論化。這里涉及的理論可以是文學研究系統中的如新批評、敘事學等,也可以是某些文化理論如性別理論、書寫理論、媒介理論、翻譯理論等,后者之所以能夠被移植入文學或文論的研究中,是因為存在著一個“文本”(“文”)的中介,而文本又可被視為是某種“想象性”構造的產物。這種“建構文論”的方式在習慣了實證模式的眼睛中或許顯得有些異類,但其實有一大批中國傳統文論也是據此而形成的。其結果也使得文化理論與文學理論的邊界變得愈益模糊了。
正是由于這些新的學理觀的出現,“文論”的本質主義假設受到了來自于多方的挑戰。在90年代之后的漢學領域中,為嚴格的學科化方式所界定的文論研究已始漸次退位,由此也打開了一個重新識別與定義文論的協議空間。一方面是文論愈益被置于其所產生的各種場域、語境之中予以考察,另一方面是對理論的訴求也在日益遞增,從而將我們帶入了一個以后理論或后文論為主要言述特征的時代,或許,可以稱之為文論研究的第四期。既然如此,同時也是兼顧整個概念史的演變歷程,便有必要調整我們對“文論”的界說,以便將更為多樣的實驗包含在項目的實施之中。為了遵循概念使用上的習慣,當然仍舊可以取用文論這一術語,但我們所意指的已經不是那個狹義的、為第三階段言說而單獨確認的那個文論,而是包容此前或此后的各種話語實踐,并可以多層次方式加以展示的廣義的文論,盡管根據實際的情況,前者仍然會是一個被關注的焦點。
而正是在疏通了以上兩大概念的前提下,我們才有可能從容地去從事下一步的工作……
 
三,附帶的說明
本課題初議之時,即幸獲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并經申報列入部屬重大科研項目之中。我們希望在一個全景式的視域下展現出海外中國文論研究的豐富面相,并為之而設計成三個研究單元:歐洲卷、東亞卷、英美卷,分別由張哲俊教授、方維規教授與我擔綱主持,在統一擬定的框架下各行其職,分身入流。
就幾大區域對中國傳統文論研究的歷史來看,東亞(主要是日本與韓國)無疑是最早涉足其中的。中國、日本與韓國等均處在東亞文化交流圈中,這種地域上的就近性給日韓等對中國文論的研究提供了先行性的條件,即便是在20世紀之后,東亞諸國的研究出現了融入國際的一些趨勢,但仍然會受其內部學術慣力的影響與制約,而形成一獨具特色的譜系。隨后出現的是近代歐洲漢學及其對中國文學、文論的研究,將這一大的地理板塊視為一個整體,也是一般所常見的,似無需多加論證。但同時因各不同國家的學術研究以及知識形態也會受到自身語言、機制等方面的規定性限制,多會保留自有的一些特點,并呈現出多系脈并發的路徑。英國的漢學與文論研究,從主要的方面看,在最初是嵌入在歐洲這一知識與文化共同體之中的,特殊性并不是特別明顯,然而由于20世紀之后北美漢學的崛起,兩地在語言上的一致及由此引起的頻繁溝通,遂為后者所部分地裹挾,從一個粗略的框架上看,也可將兩地區的研究置于一起梳理。以上即我們進行各卷劃分與內部調配的主要根據。與之同時,正因各大區域之間在文論研究方面存在的種種差異,各分卷主編在設計其編寫規劃時,也會有自己的一些考慮,并非要求在步調上完全一致。當然,本書的撰寫,也受到一些客觀條件,尤其是語種上的約束,盡管我們也邀請到了目前在意大利、德國、法國與韓國等地的一些學者參預到項目的撰寫中,卻無法將所有地區與國家的研究都囊括于內,但遺缺的部分畢竟是有限的。
漢學研究作為一種“他者”對中國的研究,即便是在一般性知識組織的層面上,也會呈示出與中國的本土性研究有所不同,或差異甚大的特點,也正因此,給我們帶來的啟發必將是十分豐富的。關于這點,許多國內學者都已有大量的闡述,可略而不論。然而,如果對這一形態做更深入的思考,則又會觸及一文化與知識“身份”的問題,有一道幾乎是與生俱來的首先是身體上然后是觀念等上的界分,規定了這些異域的學者在對“中國”這一外部客體加以凝視時所取的態度,在許多情況下,這些態度又是潛伏于意識深處,并需要借助自反性追蹤才有可能發現的。而我們對之所做的研究也不出例外,等于是從“界”的另一端,再次凝視異方的他者,由此而成為另一重意義上的,也是附加在前一個他者之上的他者。像這樣一些研究,要想徹底擔保自身研究的真確性與權威性,并為對方所認可,顯然是會存在著一定困難的,即使是在貌似嚴整的知識性梳理之中,也免不了會帶入某種主體的習性。但是,如果將理解作為一種前提,那么兩個他者之間也可能產生一種目光的對流,在逐漸克服陌生感與區隔感之后,于交錯的互視中取得一些會意的融通。這,或許也是本項目所期望于攫取的另外一點效果吧!是以為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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