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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隆場》的學術價值與伊莎白的中國情懷

來源:北外國際漢學 作者:馮剛 蘭建華 時間:2021-09-16 08:30

摘要：伊莎白·柯魯克是北京外國語大學終身榮譽教授，新中國英語教育的拓荒人，在中國生活了近百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友誼勛章”。伊莎白還是一位漢學人類學家，20世紀上半葉在中國開展了多次田野調查。除了與丈夫大衛·柯魯克共同合作完成的《十里店》系列著作，伊莎白還著有《興隆場》系列著作?！杜d隆場》深度描繪了特殊歷史背景下中國的鄉村社會和建設實驗，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其中所蘊藏的伊莎白的中國情懷值得我們深入探究。
關鍵詞：伊莎白 《興隆場》  人類學  田野調查  中國情懷 

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中華人民共和國“友誼勛章”頒授儀式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友誼勛章”是中國國家對外最高榮譽勛章，目前僅向9位國際人士頒授。伊莎白·柯魯克（Isabel Crook）是獲此殊榮者之一，她將畢生精力奉獻給了中國英語教育事業。她從1948年開始在中央外事學校（北京外國語大學前身）擔負培訓新中國翻譯人才和外事人才的任務，之后一直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工作生活至今。世人更多知曉和關注的是她新中國英語教育拓荒人的身份，往往忽略了她作為人類學家所做出的卓越學術貢獻。本文從伊莎白的代表作《興隆場》入手，回望其百年人生，探究伊莎白的中國情懷與學術貢獻。

一

1915年12月，伊莎白出生在中國成都的一個加拿大來華傳教士家庭。父親饒和美（Homer G. Brown，1882—1957）和母親饒珍芳（Muriel J. Brown，1887—1966）都是來自加拿大的基督教傳教士，曾參與建設了華西協合大學（后并入四川大學和華西臨床醫學院/華西醫院）。1933年，18歲的伊莎白從成都華西加拿大學校高中畢業。1938年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獲得兒童心理學文學碩士學位，輔修人類學。此時，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已全面爆發。然而，對于從小就經歷過西南軍閥混戰，像集郵一樣常常撿子彈殼玩的伊莎白，戰爭并不是新鮮事。出于對人類學癡迷的追求，她毅然決定回到自己兒時成長的四川開展人類學調查，積累學術實踐經驗，觀察中國社會變革?？v觀伊莎白的學術人生，共有四次主要的人類學調研經歷。1938年，伊莎白經父親朋友介紹和支持，從成都出發，經過雅安，到達西康的彝族山村昭侯廟（今雅安自治州漢源縣順河鄉板樣三組），寄住彝族家庭，開始了為期幾個月的生活體驗和田野調查，這是她回中國后開展的第一次調研。1939年，伊莎白經父親介紹和支持，經過都江堰、汶川，到達藏羌文化走廊的重要節點——雜谷腦（今理縣）的巴士鬧村，在此開始了為期半年的田野調查。這是伊莎白在中國開展的一次嚴格意義上的人類學田野調查。藏區調研雖然具有開創性意義，但并未形成正式出版的學術成果。伊莎白隨即又投入到了第三次田野調查中。1940年至1942年間，她參加了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的鄉村建設實驗項目，來到了重慶璧山興隆場。在此期間，伊莎白邂逅了在成都金陵大學任教的英國記者、英國共產黨員大衛·柯魯克（David Crook，1910—2000)。她在興隆場進行了扎實的參與式田野調查，記錄整理了大量詳實的一手資料，后來形成了著名的《興隆場》系列著作。1942年，“二戰”歐洲戰場全面爆發，柯魯克回到英國參加了皇家空軍，伊莎白跟隨他前往英國并與柯魯克結婚。在柯魯克的介紹下，伊莎白正式加入了英國共產黨。在英國期間，伊莎白認識了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著名人類學家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1901—2002）。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時，伊莎白開始師從弗思攻讀人類學博士學位。1947年，柯魯克和伊莎白返回中國，來到太行山東麓、河北邯鄲武安市的十里店村開展田野調查，見證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土改復查和整黨運動的全過程。這是伊莎白在中國開啟的第四次人類學研究實踐。伊莎白與柯魯克合作出版著作三部：1959年，《十里店——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Ten Mile Inn）一書在英國出版；1966年，作為續篇的《陽邑公社的頭幾年》（The First Years of Yangyi Commune）一書出版；1979年，《十里店——中國一個村莊的群眾運動》（Ten Mile Inn: Mass Movement in a Chinese  Village）一書在美國出版。


伊莎白

 二
 
《興隆場》系列著作主要有英文版1本、中文版2本。英文版Prosperity’s  Predicament: Identity,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Rural Wartime China 于2013年由美國Rowman & Littlefield出版社出版。中文版一本是2013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的《興隆場：抗戰時期四川農民生活調查（1940—1942）》（Xinglong Chang: Field Notes of a Village Called Prosperity 1940–1942，以下簡稱“《調查》”），另一本是2018年由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戰時中國農村的風習、改造與抵拒：興隆場（1940—1941）》 (Prosperity’s Predicament: Identity,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Rural Wartime China，以下簡稱“《興隆場》”）?！墩{查》是一本地地道道的田野筆記，按日期記錄了伊莎白和俞錫璣兩位學者自1940年到1942年在四川?。ń裰貞c市）璧山縣興隆場所做的田野調查；《興隆場》則是一本民族志，作者是伊莎白和柯臨清（Christina Gilmartin），俞錫璣為顧問，賀蕭（Gail Hershatter）和韓起瀾（Emily Honig）是編者。兩本書合在一起，完整地向我們呈現了其在中國的一次經典田野調查?！杜d隆場》開展的田野調查處于特殊的學術背景和社會背景中。1940年是中國抗日戰爭最困難的時期，東部大片國土喪失殆盡，南京政府不得已遷往“大后方”重慶，大批精英隨政府一同西遷，始于20世紀20年代的鄉建運動也隨之在西南地區開展。興隆場在戰前只是一個偏僻閉塞的小鄉鎮，加之四川此前軍閥混戰，省內派系林立，中央很難真正控制四川各鄉鎮，興隆場可以說是國家權力較難觸及的地帶。而隨著重慶成為戰時陪都，重慶附近的興隆場也不得不被重新劃入國家的管控范圍之內。即使沒有開展鄉建運動，我們也能想象得到，多年封閉的權力邊陲地帶一朝突然重新被國家管控，地方將會產生怎樣的對抗與沖突，盡管這對抗與沖突在興隆場總是隱藏在風平浪靜的表象之后。雖然我們看不到公開與政府對抗的代表人物或者標志性的反叛行為，但食鹽合作社的失敗，各種逃避征兵的奇招妙想，仍舊嚴重的早婚現象……種種例子告訴我們，在興隆場上到富商豪紳，下到勞苦大眾，都切實感受到中國社會正在發生的巨大變革。 
 
三

《調查》通過“地毯式”的歷史調查與純白描式的“日志”記錄，再現了20 世紀40 年代初四川鄉村社會的基本樣態，有難得的真實感和在場感，超越了邏輯性與概念性的抽象研究，是了解民國社會多元性的難得史料。該書將各家各戶的家庭狀況、人員構成、經濟收入、居住條件、教育程度、婚姻情況以及婚喪嫁娶、家長里短、民風民俗、地方紛爭等問題的記述，散落在一個個人物故事中，使讀者獲得一種深切的歷史在場感，觸摸到民國歷史的溫度，同時也看到民國的不同面相。
該書將興隆場作為主要的研究場域，“深描”該場域里的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結構與發展進程，展現了國民政府與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簡稱“協進會”）等“外來勢力”、本地“袍哥”組織等“傳統勢力”的交鋒，分析了交鋒中外來改革勢力被擊敗的過程和原因，較為全面地反映了當時社會背景下中國鄉村社會的面貌。相較于《調查》主要按時間順序以日記的形式呈現興隆場中的各種瑣碎日常，《興隆場》的標題“戰時中國農村的風習、改造與抵拒”精準概括了主題——戰時四川地區鄉鎮基層與中央集權的利益博弈，也回答了弗思曾對伊莎白正在整理的書稿提出的疑問：這究竟屬于地方志還是人類學？答案是地方志和人類學都要做。全書分為上下兩篇，共十章，前五章“本地人”與后五章“下江人”分別對應著本書主題中的兩方。上篇“本地人”主要探討了興隆場自晚清以來形成的社會人際關系與內在發展動力。以集市為中心向外擴展，作者回顧了辛亥革命以來興隆場的發展歷程，偏遠小鄉鎮的集市形成因素豐富了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1925—2008）的理論體系。農業生產是當地的主要經濟類型，而人口的增長、土地的內卷、地主的剝削和國家的賦稅使當地大多數人仍在溫飽線上掙扎。市場的出現使許多農民的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婦女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大多數人處在貧困狀態時，有那么一小部分人掌握著興隆場的大部分財富，他們是當地的大宗族、地主、富戶等傳統地方精英與新興的“袍哥”組織。說前者是傳統地方精英或許并不準確，因為書中的許多地主富戶往往是舊軍閥退役后與當地宗族發生各種關系從而成為地方精英，他們身上沒有了革命前傳統鄉紳身上的道德觀念，欺行霸市，為斂財無所不用其極是他們的常態。后者的組成相當復雜，三教九流都存在其中，上層“袍哥”往往與地主豪紳圈有所重合，他們掌握著當地的各種資源，但這并不意味著與百姓們同樣貧困的下層“袍哥”是無足輕重的。事實上，整個興隆場的正常運作都無法離開“袍哥”系統的支持，盡管“袍哥”們并不總是在發揮積極作用——除了對抗土匪、仲裁糾紛之外，他們還販賣鴉片、操縱市場，改革一旦觸及當地上層的利益，他們就成為興隆場與國家力量的博弈主力軍。如果說上篇“本地人”部分主要描寫了封閉、靜態的西南小鄉鎮自成一體的生態系統，那么下篇“下江人”部分則將興隆場從玻璃罩子中拿出來，放在全民抗日、國家西遷的時代背景中，探討各路人馬在興隆場粉墨登場后，“下江人”對當地的沖擊?？谷諔馉幋偈箛裾透母锛覀冊谒拇ㄗ叩揭黄?，出于改造鄉村、擴大生產、增加稅收、服務抗戰、改善民生等等目的，鄉建運動重新在西南地區拉開序幕。小小的興隆場中，政府官員、知識分子改革家、國外教會勢力你方唱罷我登場，原有權力格局被重新洗牌。鄉鎮的撤并引起了當地各階層的不滿，教育普及、婚俗改革、醫療衛生事業建設、禁煙禁賭等其他方面也不甚順利，或是因為財政緊缺，或是因為改革與當地百年來的觀念習俗相悖過大，但究其根本，或許還是因為處于戰時，抗戰永遠是國民政府的第一要務，國家沒有足夠的財力與精力去徹底改造鄉村，鏟除舊有的地方勢力。也許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國民政府希望這場改革能從根本上服務于收稅和征兵，矛盾的是，收稅與征兵本身就使得國家與地方百姓相對立，對于政府牽頭主導的改革，當地居民們一開始就持抵觸心理，無論這些改革是否能在客觀上為他們帶來好處，改革家們的理想抱負在此注定無法實現。
 
四

《興隆場》是一本研究中國西南地區漢族鄉村社會的“漢學人類學”經典著作?！杜d隆場》的出現，無疑為為數不多的西南地區漢族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田野資料，成為我們研究當時和今天西南地區經濟社會的必讀參考文獻。該書遵循經典民族志的書寫風格，以研究對象為中心，從社會底層觀察宏大世界，再進行理論反思與建構?！杜d隆場》如其他民族志一樣，從微觀社會出發，反映出一個宏大的歷史敘事。
 
 

 

在田野調查期間，作為外鄉人的俞錫璣和作為外國人的伊莎白通過挨家挨戶走訪，一共調查了整個鄉1497戶，向我們展現了一幅西南漢族鄉村的完整畫卷，用比較中立的態度刻畫出當地的男女老少、兵匪官紳的形象，描繪了在時代洪流席卷下，抗戰時期國統區活著的底層社會是如何應對世事變遷的。正如賀蕭和韓起瀾在該書引言中所說，伊莎白和俞錫璣的這項研究，為中國鄉村研究、川渝地區研究、國民黨研究、鄉村建設實驗研究、變革研究以及女性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她們如實記錄的興隆場的日常生活細節，為我們保留下了當時當地的珍貴歷史記憶?！杜d隆場》是20世紀30—40年代中國人類學發展高峰的一個縮影。當時一批學成回國的學者和中國現代大學迅速成長積蓄的人類學及相關學科人才，剛剛接受完西方人類學學術訓練，便在本土開展了大量實踐。傳統人類學的田野調查研究，即去遠方客觀地研究異文化的過程。對于生在四川的伊莎白而言，她是外國人但又在中國長大，興隆場是他鄉也是故鄉，不完全是人類學傳統中的“異文化”對象?！杜d隆場》的田野調查更是跨越了70多年，最初的田野調查發生于20世紀40年代，但是在80年代之后，伊莎白和俞錫璣曾多次返回興隆場進行補充調查，研究重點也從人類學轉向歷史學，圍繞地方主義觀念以及當地人對變革的態度重新組織調查材料，成書的參考書目也多為1970年之后的文本，使得這本書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更反映出近年來人類學學科的發展變化。在人類學家與歷史學家的合作下發展而成的“歷史人類學”已經是目前最富成果的領域之一。如果我們可以把《興隆場》和《調查》聯在一起讀，就能更為清楚地理解這場對話，并從中看到一頁頁20世紀40年代的田野筆記是如何誕生出今天的民族志的?！墩{查》忠實地記錄了在田野調查過程中，伊莎白和俞錫璣這兩位外鄉（國）人一步一步進入社區，了解當地社會和文化，進行人類學實踐的過程。而脫胎于《調查》的《興隆場》則根據學術要求，分門別類地梳理了社會文化的不同方面，并體現出作者對自我與他者的反思。兩本書合在一起，為我們完整地展示了人類學研究是如何實現的，為我們未來進行人類學田野調查和民族志寫作提供了一個非常清晰的模版?！杜d隆場》是一本從女性人類學者視角研究中國鄉村社會的重要資料。該書不僅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這一時期少有的、由人類學家觀察抗戰后方川渝漢族鄉村社會的視角，而且為我們添加了另一個更為罕見的女性人類學家視角。參與田野調查與該書創作的伊莎白、俞錫璣、柯臨清等人都是女性，盡管這本書并未將目光聚焦于女性身上，我們還是能從字里行間感受到作者們對處境艱難的興隆場女性的悲憫與關懷。女性的身份能使伊莎白一行人快速取得當地女性的信任，協進會在醫療、教育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她們提供的醫療服務，能使她們自然而然地參與到當地婦女的家庭生活當中。在閑聊中得知的瑣碎日常雖然繁復龐雜，但也能讓伊莎白她們更加深入當地人的內心世界，了解她們的所思所想，看到鄉村生活風平浪靜表面下的暗潮洶涌。由女性參與創作的《興隆場》大大豐富了當時本就不多的女性研究資料，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有人認為，主要以女性作為訪談對象未免使材料過于細碎，家長里短的日常生活不利于研究者進行宏大命題的探討。而伊莎白和柯臨清40多年后對歷史資料的收集則告訴我們，女性的聲音在歷史中具有尤其獨特的魅力?！杜d隆場》將細致入微的參與式田野調查與拉開數十年距離的冷靜深度分析相結合，在人類學、社會學、鄉村研究乃至四川地區研究方面都做出了杰出貢獻。該書還為我們了解中國基層、推動基層社會變革、脫貧攻堅、全面實行鄉村振興戰略提供很多有益思考?；鶎由鐣恢笔茄芯恐袊闹刂兄?，已經形成了非常龐大的研究領域，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等都在關注這方面的問題。長期以來，我們已經形成了一項認知，即對于中國改革的發展，一方面需要加強頂層設計，另一方面要推動基層社會變革?！杜d隆場》的前半部分關注傳統社會文化，而后半部分討論了當時的基層變革，如國家機器與本土勢力的合作和矛盾，外來社團與本地生活秩序的張力和沖突，婚姻與兩性關系的變遷等，這種全景式的展示，可以為我們進行中國基層研究和治理提供重要參考。

五
 
伊莎白懷著國際主義精神，加入到中國革命和新中國建設中，從中央外事學校到北京外國語大學，從抗日戰爭到改革開放，始終在崗位上勤勉奉獻，推動和見證了中國英語教育的發展。她看過舊中國的過往，參與了新中國的建設，為新中國培養了第一代及更多外語人才。1981年，66歲的伊莎白退休了。退休后的伊莎白依然沒有停歇。她多次返回西南地區，為當地農民解決實際困難，為貧困家庭孩子設立助學金，還前往內蒙古、寧夏、新疆和青海等地，幫助開展外語教學活動，并帶隊到國外開展學術交流與合作。這一切，都源于她對中國人民的真摯感情。她見證了中國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進程，時光荏苒，她始終不離不棄。伊莎白說：“我們一直是中國革命的參與者，中國共產黨對我們的信任使我們有了歸屬感，我們從不后悔來到中國。”伊莎白是一位既有中國情懷又有學術情懷、生于中國長于中國的外國人。她是加拿大籍，卻在中國生活了90多年，在中國成家立業并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有著極其深厚的中國情懷，對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充滿了感情?！杜d隆場》中處處體現出伊莎白對田野調查的熱愛，也反映出她在田野調查中的嚴謹治學態度。作為田野調查者，這種熱愛讓她和當時傳統的西方人類學家形成了鮮明對比，對于研究對象，她從未有高高在上的態度，她參與了地方的變革，并在她的田野筆記和民族志中誠實地承認了她的參與。通過這樣的“參與”觀察和訪談而完成的田野調查，使得《興隆場》顯得更為真實、自然，更富有感情，也更容易讓人沉浸其中。英國共產黨（馬列）2019年7月專程拜訪名譽主席伊莎白，贊譽其作為觀察者、參與者、認同者和建設者，對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建設及發展所做出的重要貢獻。 

（馮剛：北京外國語大學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研究院；蘭建華：北京外國語大學信息科學技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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