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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田干之助的東洋史研究

來源:《漢風》第一輯 作者:錢婉約 時間:2021-01-22 09:39

摘要:本文第一部分,詳細考察了著名日本學者石田干之助走上東洋學研究道路時的社會與文化環境,并探明其學術上的師承關系。第二、第三部分對石田干之助在東洋學領域的成就做出專門的評價,將其獨特的造詣概括為以下兩個方面:一是通過在東洋文庫的工作,將極為豐富的多語種資料貢獻給了日本乃至世界學術界;二是他所著《長安之春》一書,提供了一種具有典范意義的研究方法,即“以文證史”,利用古代詩歌、民間故事、筆記小說等文學性資料進行關于西域胡風與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性研究與書寫。
 

引言

石田干之助(いしだ みきのすけ、1891~1974),在近代日本中國學發展系譜上,他是繼白鳥庫吉(1865~1942)、內藤湖南(1866~1934)等人之后的第二代史學研究的代表人物。彼時的日本中國研究者,既具有西方近代學術理念與方法,又能在挖掘和利用古典漢籍方面兼備傳統漢學素養,可謂融匯東西方學術特長,在敦煌學、滿蒙史地、西域民族史、東西文化交流史等領域,做出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石田干之助正是這一時期具有世界性眼光和影響的學者,他在為日本整備西方東洋學資料、介紹西方東洋學研究成果,以及開拓東西方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成就。本文介紹他的學術成長環境與學術師承關系,評述他在東洋史研究方面的主要學術貢獻、方法特征等,藉以管窺20世紀上半葉日本中國研究之一隅。

石田干之助1891年出生于富士山下的千葉市,幼年時隨父親遷居東京日本橋,從此開始了作為“江戶子”求學、為學的一生。早年的生活及求學經歷,對于石田干之助東洋史研究之起步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小學與中學階段:西學啟蒙。
中日甲午戰爭后,日本增長了所謂“文明強國”的野心,開始逐步拓展實施其“大陸政策”“東亞盟主”的計劃,反映在教育與學術上,就是關注和加強對于“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洋”的研究。石田的小學、中學階段,便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接受了所謂“東洋的”觀念與“西洋的”方法的教育。石田回憶說,他們全家初到東京,正是1895年春,中日甲午戰爭中“凱旋的軍隊”在東京新橋車站附近受到市民搖旗歡迎,共慶“勝利”。1897年,他上了東京的新式小學——有馬小學校,唱歌、習字、算術、圖畫、手工、羅馬字是他印象較深的課程,歷史、地理到小學高年級才有,講的是畿內五國、東海道十五國、山城大和、北海道地形等。1903年,入私立麻生中學,此時,日本的中學歷史教學,已形成日本史、東洋史、西洋史三者分立的教學格局,前輩學者白鳥庫吉、桑原隲藏、藤田豐八等人,先后寫出了第一批適應中學教學的“東洋史學”教科書,這是“東洋史學”最早在中學的植根,大學也隨后設立了“東洋史”學科。石田回憶說,在中學時,一、二年級上“國史”;三年級開始上“東洋史”——當時一般都用桑原隲藏的教科書,而麻生中學用的是另一本;四年級上“西洋史”。
中學時代的石田,博覽課外書籍,閱讀并不主要限于歷史書范圍,還讀了許多文學作品。博文版帝國文庫的《源平盛衰記》《太平記》,以及當時流行的馬琴的活字版小說《八犬傳》《夢想兵右衛蝴蝶傳》《椿說弓張月》《賴豪阿闍梨怪鼠傳》等,還有明治中期的政治小說、“福翁自傳”等。此外,尊父命閱讀近松門左衛門(1653~1725)的凈琉璃作品以及《文章世界》雜志等,增進了對世事人情的了解洞察,提高了文章鑒賞和文章書寫的文學性素養。
高中時期,石田在日比谷圖書館遇到了對他一生具有重要意義的一本書——坪井九馬三的《史學研究法》,由此萌生了今后從事歷史學研究的志向:
 
至今都非常感激在那里我讀到了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一書,雖然還不很清楚歷史研究是要做什么?但夸張一點地說,決定了我一生的正是此書。在中學五年級快結束時,大塚先生問我,將來準備做什么?我回答說,想做史學!先生再問:為什么這么明確?我回答說,因為在日比谷圖書館讀了坪井九馬三的《史學研究法》,被深深吸引。對用材料批判的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歷史,感到非常被吸引,所以,想要試試這樣來研究歷史。……因此,無論如何想要去研究歷史,這是在中學快結束的時候決定的。
 
第二,一高及東京大學階段:新的學術理念與方法的習得。
1910年,石田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一部乙預備班。一高的師資大多是日本第一代帝國大學的畢業生,也是日本近代學術最早的接受者和傳播者。這一時期的石田,學術上得到了專業性的教育與引導,概括說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注重歷史、地理的調查與研究。一高時期的歷史教師箭內亙(1875~1926)是東京大學文科大學史學科1901年的畢業生,受那珂通世、白鳥庫吉的影響,致力于中國邊疆史地特別是蒙元史的研究,是早期東洋史的開拓者之一。日俄戰爭勝利后,日本學術界關注和研究中國邊疆史地之風大興。1907年,白鳥庫吉在滿鐵株式會社組織成立了“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箭內亙名列其間。1908年、1909年先后對中國的南滿洲及內蒙古地區進行歷史遺跡的調查考察。箭內亙的課程“東洋史概說”引進和介紹了西方史學理論及中國學研究的最新動態,使學生耳目一新。他當時正在編撰新的《東洋讀史地圖》,這啟發和培養了石田在此后學術研究中,注重歷史發生的舞臺——“歷史地理”的治學傾向。
其次,漢文學素養的訓練。一高時期的漢文教師鹽谷時敏是編著出版《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中國小說研究》等的名家,也是中國文學研究大家鹽谷溫之父;島田鈞一是東京大學漢學祖師島田重禮的長子、目錄??睂W奇才島田翰的兄長,都是著名的漢學家。鹽谷時敏編有《漢文類別》,選輯明清散文佳作,讓學生就未作注釋的白文進行反復閱讀;島田鈞一則選擇《左傳》《莊子》《韓非子》等先秦名著,引導學生在詳細注釋的基礎上,閱讀理解。這些功課為石田的漢學根基和漢文學修養,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最后,文史互濟,學問共進。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石田一高時期的同窗,有后來馳騁文壇的小說家、戲劇家菊池寬、芥川龍之介、久米正雄等,可見當時的一高人才濟濟,更重要的是,這也為石田他們今后在史學與文學上,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埋下了契機。
1913年9月,石田正式進入東京大學文科大學史學科,在那里,他接受了西方史學理論的正規學習和訓練。當時的東京大學史學科在蘭克弟子里斯的教學帶動下,崇尚實證主義史學學風。里斯門下諸人在明治末年,于史學科內每年舉行“蘭克祭”——蘭克紀念會,高掛蘭克的肖像,設祭壇舉行紀念活動。歷史哲學、史學方法論、科學實證方法等,成為大學生追崇、學習與接受訓練的熱點。石田正是在這種學術氛圍中完成了大學教育。大學時代的教師有東洋學的白鳥庫吉、津田左右吉(1873~1961)、市村瓚次郎(1864~1947)、池內宏(1878~1952),還有東西交通史的村上直次郎(1868~1966),佛教的常盤大定(1870~1945)等都是獨樹一幟、卓有成就的史學大家。其中,對石田影響最大的,莫過于白鳥庫吉。從1913年師生相遇到白鳥1942年去世,石田一直追隨白鳥的腳步,參與白鳥組織的東洋學、民族學等學會的活動。白鳥去世后,他隨即發表《本會理事長白鳥庫吉之訃》,后來又寫有《白鳥庫吉先生小傳》《白鳥先生追憶》等文,述及白鳥的學問及為人,這些文章是記述和研究日本早期東洋學發展史的重要文獻。
第三,畢業后:東洋史研究者的初步業績。
1916年,石田大學畢業,隨即入東京大學文科大學史學研究室當助手,次年,受東京大學派遣,到中國做學術調查。同時,受巖崎久彌財團的委托,負責接受巖崎久彌財團購買的英國《泰晤士報》駐京記者、中華民國總統政治顧問莫里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的藏書。同年九月,莫里循文庫到達東京,石田即出任文庫主任,負責莫里循文庫的整理和擴充工作。直到1924年,他既是東大史學研究室的助手,又兼任莫里循文庫的主任,在學者生涯起步的八九年間,埋頭在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洋學資料文獻的整理中。1924年,巖崎財團決定以莫里循文庫為基礎成立“財團法人東洋文庫”,石田繼續負責文庫的書籍經營,職位是主事。到1934年石田辭去東洋文庫主事為止,前后為文庫及所屬東洋學研究所的擴充、發展工作了17年。
1934年,石田入職剛成立的財團法人國際文化振興會,負責圖書室的創設以及主持編纂英文版日本百科辭典,石田全面負責辭典的選定條目、審定初稿以及翻譯統轄等工作,一直持續到1943年,由于戰局吃緊而停止。
1942年起,石田開始在大學任教,先是任國學院大學教授;不久后,又在日本大學任教十六年,直到1962年退休后,又轉為國學院大學專任。在此期間,在京都大學、東北大學、九州大學、慶應大學、東京都立大學、東京教育大學以及其他國立、私立各大學做過演講或集中授課。石田還是日本民族學會、蘭學資料研究會、日本圖書館協會的顧問,是日本考古學會、東洋學術協會、日華學會、日本民俗學會的評議員,是財團法人東方學會的發起人及理事,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東亞文化研究中心的參與者,此外,還曾歷任史學會評議員、日本亞洲學會的理事、文部省良書推薦委員、東亞史編輯委員、財團法人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評議員及翻譯委員會委員。1960年,由于對于日法文化交流的貢獻,法國政府授予石田“文化功勛獎”, 1964年,由于在東洋學方面的貢獻,日本政府贈予石田“紫綬褒章”, 1966年,授予“勛三等瑞寶章”。
石田的主要研究著作,按出版時間先后,有《歐人的支那研究》(共立社,1932年,1946年增補再版)、《歐美的支那研究》(創元社,1942年)、《長安之春》(創元社,1941年,平凡社,1967年增訂新版)、《關于南海的支那史料》(生活社,1945年)、《唐史叢抄》(要書房,1948年)、《東亞文化史叢考》(東洋文庫,1973年)以及《石田干之助著作集》(全4卷,六興出版,1985~1986年)等。
中國學界對于他著作的譯介,主要集中在民國時期。比如朱滋萃譯《歐人之漢學研究》;張宏英譯《中西文化之交流》(原名《支那文化與西方文化之交流》);汪馥泉譯《中國研究在歐美》;唐敬杲譯《歐美關于中國學的諸雜志》。另外,他還有一些單篇文章,如《長安之春》里的《長安之春》《胡旋舞小考》兩篇,如《東亞文化史叢考》中的《郎世寧小傳稿》,民國時期還有漢譯刊登在相關雜志上。

東洋文庫的前身是莫里循文庫,1917年賣歸日本,1924年改名為“東洋文庫”。如上所述,石田干之助大學畢業后一年,作為東京大學史學研究室的助手,在中國訪問考察期間,正好受托負責接收莫里循文庫,并擔任第一任文庫主任,1924年,“財團法人東洋文庫”成立,石田任主事,繼續負責文庫的書籍經營。十七年間,石田在莫里循文庫、東洋文庫負責人這個位置上,為文庫的接受、整備和早期建制,以及文庫所屬東洋學研究所的擴充、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石田對于東洋文庫的貢獻,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首先,擴大文庫的收藏范圍。將以中國為中心的莫里循文庫的涵蓋內容,擴大為亞洲全域,東從日本、菲律賓起,西到埃及,北自北冰洋,南到印度洋的相關文獻;將以西文圖書為中心的收藏,擴大到以西文和漢籍為中心,兼及亞洲各地域、各種土語文字的基本資料收藏。這呼應了日本經營東洋學學術研究,并且欲在世界范圍內產生影響的學術時代追求??梢哉f,莫里循文庫成了日本有組織的東洋學專門性圖書館的嚆矢。
其次,確立文庫的編目分類方法。東洋文庫的圖書分類自成體系,中、西、日文分類法各不相同。中文圖書分經、史、子、集與叢書幾類,另將朝鮮本、滿蒙藏文本、越南本附于中文圖書之下;西文圖書大致按照莫里循的舊規,分一般參考書、亞細亞遠東及太平洋、中國本部、朝鮮、滿蒙、西伯利亞庫頁島附等類;日文分總載、神祗、宗教、哲學、教育、文學、藝術、歷史、地志、政治法律、經濟財政、理工、醫學、兵事、產業及普通別致本、特別別致本與逐次刊行書幾類,每類之下再細分,附總載之下分日本、中國、東洋、西洋。繼任東洋文庫主事榎一雄評論說,對于像文庫這樣匯集了大量各種地域文字的東洋學圖書來說,這是最方便而實用的圖書分類方法。東洋文庫至今仍基本沿用石田確立的這個分類方法。
第三,拓展文庫學術活動與國際交流。石田廣泛聯系外國學者和研究機構,了解世界東洋學研究新動向,及時訂購書籍,凡與東洋研究有關的參考圖書、新刊圖書、學術期刊,都有計劃、有規模地買進,逐漸建構起此后東洋文庫巨大藏書的基礎和機構建制。新設“一般參考部”,提供一般性參考閱讀。針對當年的出版物,舉行講演會、展覽會,介紹新刊圖書,講解海外東洋學研究的新動向,顯示了石田對于世界東洋學發展廣博的知識、不凡的見識以及持續不懈的關注與努力。
可以說,莫里循文庫因石田干之助的經營拓展獲得新生,而對于石田而言,在工作剛起步的十七年間,整日浸潤于如此龐大、得天獨厚的東洋學資料寶庫中,也使他的知識視野愈加廣闊,學術功底愈加深厚,這是他一生學問的堅實基礎。
在介紹歐美東洋學研究方面,石田先后出版了《歐美支那學界現狀一斑》(1925年)、《歐人的支那研究》(1932年)及《歐美的支那研究》(1942年),無論在日本還是在中國,這是最早全面介紹中國研究的歐洲學術情報資料,因此,各單行本也較早就被翻譯引介到中國。晚至1997年,日本科學書院將后兩種書影印合刊,題為《歐美、俄國、日本的中國研究》。
關于《歐人的支那研究》與《歐美的支那研究》二書,光看書名,只一字之差,讀者或許會以為后者應該包括前者的內容,只是增加了美國的部分。事實兩書的內容是接續的。前一書設六章,分別為“(一)序說”“(二)古代及中世紀初期的支那知識”“(三)中世紀后期阿拉伯人的支那知識”“(四)蒙古人勃興時代的支那知識”“(五)十四、十五世紀元及明初歐西的支那知識”“(六)東印度航線的發現及歐人東航、傳教士的支那研究及支那學的成立”。后一書以《歐美的支那研究》為第一篇,書名亦以此而來。此篇正是在時間上接著上一書的“接著說”,介紹了“天主教傳教士以來的支那研究”,19世紀初到20世紀初的支那研究,以及20世紀以來的支那學現狀。以下更多篇幅是“專題介紹論述”,分別為:歐美支那學關系的諸雜志、歐美的漢籍蒐集、關于支那的歐文文獻書目、歐美人的滿洲地理研究、關于滿洲的俄國名著、日本的西域史研究、關于南海諸國的支那史料、阿拉伯探險回顧、支那地名談義等。另外,書中還收有作者所寫的如法國的沙畹(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1865~1918)、美國的貝特霍爾德·勞費爾(Berthold Laufer,1874~1934)、英國的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1865~1952)四位歐美漢學家的小傳。
在《歐美的支那研究》一書的序中,作者首先寫道:
 
東洋的研究當須東洋人所為,而西洋人進出東洋以來,不幸東洋人的東洋研究略輸彼等一籌。不用說,彼等的知識未必常深,彼等的判斷也未必常中肯綮。然而,在治學方法上,東洋人所不及處甚多。由于方法精良之故,近百年間,彼等業績收效顯著,已到了如不利用其結果,就不可能試為推進有意義的新研究從而發揚東洋文化的地步。
 
作者肯定了歐美人開拓的支那研究,對于東洋人所進行的東洋學研究具有奠基和示范的意義。
在此書第一篇《歐美的支那研究》一文的“序說”中,作者又寫道:
 
十九世紀末到本世紀以來,英法德俄對中國西陲進行大規模的探險活動,大量發現地下埋藏的古代遺物及洞窟殘存的、散佚的古書、古畫,美國學者也在地理、考古、人類學等方面對中國內地進行踏查發掘,新獲的研究資料堆積如山,熱誠篤學的研究者也逐漸增加,而中國人自己于斯學亦有所進步,所有這些給我國優秀的年輕學者以激勵,近來幾乎達成歐美支那學未曾有的躍進,使支那學呈現出與具有更古老傳統的埃及學、希臘學、印度學相提并論、并無遜色的盛況。
 
雖然歐美的中國研究率先起步,但作者更強調的是,日本的貢獻“幾乎達成了歐美支那學未曾有的躍進,使支那學呈現出與具有更古老傳統的埃及學、希臘學、印度學相提并論、并無遜色的盛況。”其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繼而,提出要在學術上做“東亞盟主”,他特別寫道:
 
于今,政治上經濟上我國居于東亞的盟主地位,在學問上,至少在支那的研究上,也應該有立于世界學術之首班之抱負。這就要深究外國支那研究之長所短所,棄其糟粕,踏其先路,采當采,棄當棄,達成補不足,正有誤的目的,茍獨善自高,反將招致斯學之萎靡不振,有違我促進支那學昂揚之初衷。我等所以留意西洋學者之支那研究,回顧其沿革,無外此意。
 
石田的歐美支那學介紹,第一,肯定歐美之先行地位;第二,表彰日本學習跟進的大成效;第三,日本支那學后來居上,欲以在世界上爭勝。關于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洋學研究,日本近代東洋學學者們受到歐美學者的啟蒙引領,起步不久之后,便甚有成就而欲以“超勝”,這幾乎是明治、大正時期學者普遍的學術追求,甚至是人生價值旨歸。至于上文“東亞盟主”云云,反映了此書出版的1942年前后,侵華戰爭背景下日本國民的普遍心態,石田干之助亦未能免俗。

石田干之助《長安之春》,是他東洋學研究中最為人所知的名著。從同名單篇文章到同名相關論文結集成書,后來又有多個不同版本,正文收文不一、注釋繁簡不同。以下將各種版本列清單如下:
第一,單篇論文《長安之春》。最初發表在1930年《東亞》雜志的第三卷第五、第六號上。這個初版連作者自己也不太提及,1932年在《ドルメン》創刊號上再次發表,此后又經作者多次增補,成為1941年創元社單行本《長安之春》一書的首篇,書名亦由此出。
第二,單行本初版《長安之春》。收入《長安之春》單篇及《<胡旋舞>小考》《當壚的胡姬》《西域商胡重金求購寶物的故事》《再論胡人采寶譚》《隋唐時代伊朗文化的流入中國》《長安盛夏小景》共七篇。1941年由創元社出版。
第三,《長安汲古》。不設篇目,共十一小節,是作者就《長安之春》一書的內容,于1945年8月9日、10日所作演講的記錄整理稿,共31頁,作為《日本叢書》,1945年由生活社出版。
第四,《長安之春抄》。收入《長安之春》《當壚的胡姬》《<胡旋舞>小考》《唐史襍抄》《禁苑春曉》五篇,為《百花文庫》,1947年由創元社出版。
第五,《唐史叢抄》。要書房1948年出版,收入《唐代風俗史抄》《唐代燕飲小景》《唐代圖書雜記》、《唐代的婦人》《唐代中國北部的一種異俗》《無題二則》《橄欖與葡萄》等七篇, 后來收入增訂版《長安之春》。
第六,《長安之春》之《世界教養全集》版。收入第二及第五個版本中的《長安之春》《胡旋舞小考》《當壚的胡姬》《長安的歌妓》《字舞》《唐代燕飲小景》《唐史襍抄》《唐代的婦人》等八篇,與鳥山喜一《黃河之水》、武田泰淳《史記的世界》、松岡讓《敦煌物語》三種,合為一書,1961年由平凡社出版。這個版本注釋刪略而簡約。
第七,《增訂長安之春》。收入《長安之春》《<胡旋舞>小考》《當壚的胡姬》《唐代風俗史抄》《唐史襍鈔》《唐史關系諸考補遺》《唐代燕飲小景》《唐代中國北部的一種異俗》《無題二則》《唐代的婦人》《唐代圖書雜記》《唐代雜事二則》《橄欖與葡萄》《西域商胡重金求購寶物的故事》《再論胡人采寶譚》《胡人買寶譚補遺》《隋唐時代伊朗文化的流入中國》《長安盛夏小景》18篇。作為東洋文庫91,1967年由平凡社出版。書后有榎一雄的解說。此版為作者身前搜集最全、注釋添補最豐富的一版。
第八個版本,《長安之春》講談社版。1979年出版,在1941年初版七篇之上加上《胡人買寶譚補遺》,共計八篇。書前、書后有井上靖所寫的推介語《必讀的書》及跋語《我的座右書》。為作者去世后所出的通俗簡約版。
綜上所述,1941年初版及1979年講談社版,是篇目核心而通俗易讀的簡易版;1967年東洋文庫增訂版,是由作者最后審定,在所收篇目、各篇正文、注釋追記、附圖等方面,都比較全面的學術版。
《長安之春》書中各篇內容,可分為三類。
一類是對于唐長安人日常生活和娛樂活動的考察,如《長安之春》介紹了長安三春時節,各種花卉次第開放的時令物候,尤其描繪了牡丹花開時,官紳仕女在都城各處晝夜賞花、買花插花的情形,春明門、曲江、樂游原、慈恩寺……處處都是一幅幅春明景和的行樂圖;《唐代燕飲小景》描繪了唐時的酒宴文化,包括敬酒禮節、伴酒樂舞、行酒酒令等,還有帶著異域情趣的勸酒小道具——“酒胡子”;《唐代風俗史抄》則對上元張燈、觀燈、燃燈,拔河等,做了比較詳細的資料梳理和介紹;《唐代圖書雜記》展現了唐代書店、藏書家、書籍裝訂、藏書目錄等情況;《長安盛夏小景》則展現了唐人的消夏智慧,冰柱、龍皮扇、自雨亭、涼棚等一一道來。
第二類是對于唐代某些特定群體的關注和考證。如《唐代的婦人》著重描繪了唐代女性在胡風影響下的種種生活風貌,如身穿男裝、騎馬、不尚化妝、熱衷打球活動等;《長安的歌妓》梳理了各種類型的長安歌妓,如奴婢性質的宮妓、官妓、家妓,非奴婢性質的、私營妓館里的民妓,著重勾勒了長安民妓的生存狀態以及民妓與文人雅士歌舞唱和的風情畫卷;《當壚的胡姬》描述了長安酒肆中大量存在的西域胡姬形象,渲染了胡姬的美貌和異國風情,特別是考證了胡姬的來源。
第三類是關于長安物質與精神生活各方面呈現胡風的索隱和考證?!逗栊】肌房甲C了胡旋舞舞者的出身由來以及這種舞蹈的動作特點等。關于“胡旋舞”與“胡騰舞”,唐以來文獻多有記載,西方學者沙畹、勞費爾等人據此也有所論及,但存疑與誤解甚多,石田由此做了進一步的全面研究,揭示了胡旋舞的來源、胡旋舞流入中國的不同渠道、胡旋舞的演出方式以及胡旋舞的動作特點、音樂、服飾等情況?!端逄茣r代伊朗文化的流入中國》更是綜合前人研究成果與個人研究推進,從宗教(包括祆教、摩尼教、景教等)、藝術(包括繪畫、雕刻、音樂、舞蹈、雜技等)、衣食?。òǚ椗c化妝、食物與酒類、住所等)多方面、全面展示了伊朗文化對于中國社會文化生活方方面面的影響,展現了隋唐時期中國文化對于西域文化的開放性吸納和融匯。至于關于“胡商重金求寶”的三篇,則是從《太平廣記》等筆記小說中,鉤沉出數十則胡人在中原重金購求寶物的神奇故事,在這些故事中,雖求購之物不同,但是故事情節發展十分類似,屬于同一類型,從而展現了胡商在唐及唐以后時代,對中國城市生活以及說話故事的影響。此外,如胡姬衣著與化妝的樣式、西域的魔術、雜技、字舞表演等,也在唐代長安的街市上蔚為大觀。
縱觀全書,作者的研究體現出兩大特色。
其一,跨文化的研究視野——鉤沉胡風。在研究和展示唐長安社會文化景觀時,著重考證和追溯其中的胡風因素,揭示了以都城長安為代表的唐代文化所蘊含的廣泛而濃郁的胡風特色。作者鉤沉了胡姬、胡商;胡旋舞、胡服;葡萄酒、酒胡子等西域人物和胡風名物的資料,展示了它們出身于異域的文化基因以及在唐代文化史上活躍的身影。胡風中伊朗系列的文化對于中國隋唐的影響最為巨大,在宗教、藝術、衣食住、天文歷法等方面,可處處呈現出來。
其二,跨學科的研究方法——以文證史。全書以扎實的文獻考據功夫見長,旁征博引、條辨縷析、注釋豐富。在征引文獻上特別醒目的一點是,作者把文獻資料的視野,擴大到不為一般史學工作者所重視的唐詩、筆記小說等文學性資料上,示范了“以文證史”的研究案例。如他引用眾多唐詩佐證胡旋舞、胡姬;還引用唐傳奇《李娃傳》《霍小玉傳》《教坊記》、文人筆記《酉陽雜組》《開元天寶遺事》《樂府雜錄》以及地方志如宋敏求《長安志》《北里志》等來再現長安街坊格局、各類歌妓生活情形等歷史情狀。這些文學性資料,不僅成為作者論述的依據,也增添了研究論文的生動可讀性。如首篇《長安之春》,以韋莊、白居易等人的詩歌穿插連綴而成,全文既勾勒出大唐長安三春的歷史風貌,又像一篇優美的詠物散文詩。因此,《長安之春》也成為日本作家在創作以中國唐代為背景的小說電影時的參考書。井上靖在提到他的《天平之薨》《楊貴妃傳》等小說的創作時說,《長安之春》就像是辭書、參考書,為他的創作提供了空間性歷史舞臺的依據。
 
(本文系中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14BWW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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