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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西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海外漢學(中國學)研究的進展與展望(1978—2019)

來源:譯研網 作者:時間:2020-08-11 11:09

提要: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對海外漢學(中國學)的翻譯與研究已經成為當代中國學術界最令人關注的一個學術領域,經過40年的努力,中國學人在這個領域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并對中國當代學術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長期存在的追隨海外漢學的傾向應該結束了,平等地與漢學家對話、務實地與漢學家切磋學問的時代開始了。

關鍵詞:海外漢學;中國學;中國研究;漢學史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對海外漢學(中國學)的翻譯與研究已經成為當代中國學術界最為令人關注的一個學術領域,經過40年的努力,中國學人在這個領域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并對中國當代學術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而構成當代中國學術史最為重要的一個篇章。


一、海外漢學(中國學)研究機構的成立


1977年是當代中國海外漢學(中國學)研究的元年,這一年中國學術界第一個研究海外中國學的機構正式誕生,即中國社會科學院情報研究所的“國外中國學研究室”,在孫越生先生的領導下,海外漢學(中國學)研究翻開了新的一頁,《國外中國研究》第一、二集當年出版,其后孫越生主編的《美國中國學手冊》《歐洲中國學手冊》成為青年學者案頭必備書,“并為這個學術領域的發展提供了奠基性的成果”。1985年北京大學成立比較文學研究所,嚴紹璗先生在比較文學研究所開設日本中國學課程,從1985年到2015年的30年間,北大比較文學研究所先后培養了124名碩士和84名博士,嚴先生成為我國首位在高校開設海外漢學課程并培養博士的教授,對這個學術領域的發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


1992年清華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成立,著名歷史學家李學勤先生高瞻遠矚,在他的帶領下,很快出版了《國際漢學名著提要》《國際漢學漫步》《清華漢學研究》,他首次從學科的角度提出,“國際漢學的研究,或者說是漢學史,應當被作為一個學科來開拓。發展這個學科的時機,當前已經成熟了”。李學勤先生從中國歷史研究切入國際漢學研究對當代中國史學研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他關于國際漢學研究的方法與原則仍為今天的研究所遵循。


1996年北京外國語大學成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在建校65周年大會上郝平校長明確提出北京外國語大學新的使命是“把中國介紹給世界”。很快北外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脫虛變實,成為全國高校中至今仍是唯一的以研究海外漢學為宗旨、以在世界范圍內開展中國文化研究為目標的實體研究所。北外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立足國際漢學史的長遠發展,在西方早期漢學歷史文獻的整理和翻譯上為整個海外漢學研究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學術基礎。


2009年北京大學與國家漢辦共同籌建成立了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這個基地的特色在于:發揮北大在文、史、哲、考古等學科上的整體優勢,吸引國外和港澳臺成就卓著的漢學家前來進行合作研究及學術交流。所以,這個基地重點并不研究各國漢學的歷史和現狀,而是推動中國古代典籍和當代研究著作對外傳播,促進中國文化走向世界。2014年召開的“國際漢學翻譯家大會”,推動了《中華文明史》《五經》等翻譯項目的展開。目前北大的基地已經吸引了近百名著名漢學家來訪,基地的漢學圖書館具有鮮明特色。


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成立于2012年。它是依托“世界中國學論壇”而建立的?!笆澜缰袊鴮W論壇”從2004年開始每兩年舉辦一次,至今已經舉辦了8屆。論壇最初是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由上海社會科學院舉辦的,自2010年起,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和上海市政府聯合主辦,升格為國家級學術交流平臺。這個論壇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規格高,它是中國國內關于海外中國學研究的最高學術論壇,自2010年起每次論壇都授予各國著名漢學家世界中國學貢獻獎,該獎項至今已經先后授予了齊赫文斯基、傅高義等19位漢學家。二是這個論壇雖然重點在國外當代中國研究,即中國學是重點,但每次也兼顧海外傳統漢學的研究,對世界各國漢學史的研究每次都有專場討論,從而使論壇始終有一個完整的中國觀立場。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論壇從2015年起每年在海外舉辦一次洲別的分論壇,先后在美國、韓國、德國、阿根廷舉辦。這個論壇已經成為國家重要的對外學術平臺,將對海外中國學(漢學)研究提高到了國家戰略層面,因而,這個論壇不僅僅在學術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同時也直接影響了政商兩界,反映了國家對海外中國學(漢學)研究的重視。從穩定性、規模和影響力來說,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主辦的“世界中國學論壇”已經成為海外中國學(漢學)研究領域的標志性國際會議。


由國家漢辦和中國人民大學共同舉辦的“世界漢學大會”被譽為一個高水平、高規格的世界性漢學大會。2007年在北京召開第一屆,會議的主題為“文明對話與和諧世界”。迄今為止“世界漢學大會”已經召開了7次。這個會議是直接和國家漢辦的全球孔子學院建設聯系在一起的,通過學術研究促進孔子學院的建設。不過,缺乏人大校內漢學研究隊伍的支持是“世界漢學大會”所面臨的問題。


近40年來全國研究海外漢學的學術機構得到快速發展,目前初步統計,以海外漢學、國際漢學、中國文化海外傳播等為其冠名的學術機構多達30余家。學術機構的建立是推動學術發展的重要動力。


二、海外漢學(中國學)學術刊物的發展


任何學術的發展都需要有學術平臺和學術陣地,僅僅靠會議的隆重是無法持久推進學術發展的。學術刊物的發展是衡量一個學術領域發展的重要指標。


1991年由四川外語學院張良春教授主編、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國外中國學研究》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內第一份研究海外中國學的學術集刊,季羨林先生為這份集刊寫了前言,在前言中季老說:“我們對外國中國學的工作太不注意,一些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中國學,有一些學者也漠然處之。這既不利于增進中外人民友誼,也不利于加強中國人民對外國的了解。這種情況再也不能讓它繼續下去了?!边@份集刊的欄目設計和第一期發表的論文還是可圈可點的,很可惜,它只是曇花一現,再也沒有出版第二期。


1995年由任繼愈先生主編的《國際漢學》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任先生在開卷語中清晰地表達了《國際漢學》的主旨:“中國是世界文明的發祥地之一。她悠久的文化傳統對世界發生過重大的影響。東學西傳已有長達上千年的歷史。漢學(Sinology,又稱中國學)現已成為一項國際性的學術事業,中國文化屬于全世界?!秶H漢學》正是為推動這項宏大的事業而誕生的。它以中國文化為其研究對象,旨在溝通海外漢學界和中國學術界的聯系,展示海內外學者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成果,報道世界各地漢學研究進展的信息,介紹重要的漢學研究機構、學術團體和致力于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海內外著名學者?!焙笠驈埼髌降墓ぷ髡{動,此學術刊物從國家圖書館轉移到北京外國語大學,在任繼愈先生的指導下,在國內外學術界的支持下,在北外和大象出版社的支持下,刊物得到穩定出版。2015年《國際漢學》正式申請到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的刊號,2017年《國際漢學》進入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來源期刊(CSSCI),至今已經出版39期,成為國內學術界海外漢學研究的重要陣地,國內漢學(中國學)研究領域唯一一份CSSCI期刊。


1996年由閻純德先生主編的《漢學研究》出版,至今該刊已經連續出版29期,并于2014年進入CSSCI來源期刊目錄,盡管這是一份以書代刊的學術集刊,但它目前已經成為國內海外漢學研究重要的、有影響的學術陣地之一,對推動海外漢學研究領域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1998年由劉夢溪先生主編的《世界漢學》創刊,該刊從1998年到2006年作為正式刊物連續出版4期,是當時國內海外漢學研究領域唯一的一份國家正式期刊。它以精美的裝飾、高質量的學術論文受到學術界的好評,任大援教授作為副主編為這份期刊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很可惜由于種種原因,該刊物從2009年起不再作為國家正式期刊,而改為由中國人民大學漢學研究中心主辦的一份學術集刊,先后由楊煦生、孫郁、耿幼壯擔任主編。目前該刊出版到第15期,成為每兩年一次的世界漢學大會學術成果的展示窗口。由于人大校內尚無一支較強的海外漢學研究隊伍支撐,該刊的學術影響力不大,能否繼續出版仍有待觀察。


1996年由法國漢學家龍巴爾和已故著名歷史學家李學勤先生主編的《法國漢學》創刊,這是由法國遠東學院支持的學術集刊,該刊保持著法國漢學的傳統,以歷史、語言、考古為其主要內容,出版一系列很好的???,受到學術界的好評,至今已經先后出版18期。


2010年由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主辦的《國際漢學研究通訊》在中華書局正式出版,編輯委員會主任由榮新江教授擔任,主編由劉玉才擔任。該刊是國家漢辦所支持的北大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的機關刊物,它充分體現了北大漢學研究的特色,在編輯內容上注重文獻,在研究內容上注重文史。這份刊物至今已經出版了17期。該刊物依托北大雄厚的學術實力,越辦越好。


2006年由已故著名學者朱政惠先生主編的《海外中國學評論》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從創刊的欄目來看,基本包含了海外漢學研究的各個方面,從國別漢學史研究到學科漢學發展史研究,很遺憾朱政惠先生去世后,該刊長期停頓下來。2019年開始出版第六輯,由劉昶和王燕主編。希望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能把朱政惠先生這份學術遺產繼承下去。


2011年由天津師范大學王曉平教授主編的《國際中國文學研究叢刊》創刊,該刊旨在推進中國文學(尤其是古典文學)之跨文化、跨學科研究,設有國外中國文學文獻研究、對外傳播研究、對外翻譯研究、學術交流史研究、國外研究評論、世界漢學家研究、亞洲漢文學研究等欄目,目前已經出版3期,并進入南京大學CSSCI的集刊來源刊目錄。


2012年由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主辦的《中國學》第一輯出版,它以“世界中國學論壇”為平臺,收錄海內外研究當代中國為主的學術論文,學術特色鮮明,是目前各類學術集刊中唯一聚焦當代中國學的學術期刊,在學術界反響較好。黃仁偉、周武先后擔任主編,至今已經出版了7期。


另外有兩份學術期刊值得一提,一份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國外社會科學》,它是國內正式學術刊物中唯一開設“海外中國學”欄目的刊物,對推動海外中國學研究發揮了積極作用。另一份是北京行政學院主辦的《北京行政學院學報》,其開設的“利瑪竇與中西文化交流”欄目,為推動對西方早期漢學的研究也發揮了較好的作用。


從40年的海外漢學(中國學)學術研究雜志的發展來看,現在本領域已經有穩定的學術雜志6份,其中《國際漢學》成為國家正式期刊,并進入CSSCI;進入集刊來源刊2種,分別是《漢學研究》和《國際中國文學研究叢刊》;另外《國際漢學研究通訊》、《法國漢學》和《中國學》這3份雖然沒有進入CSSCI,但可以穩定出版,這是一個不小的成績,有了穩定的學術陣地,學術方可穩定發展。


同時,我們也看到有些漢學研究雜志起起伏伏,不很穩定,例如1999年由吳兆路等主編的《中國學研究》,2004年由陳學超主編的《國際漢學集刊》,2010年由程洪、馬小鶴主編的《當代海外中國研究》都是僅出一期后便從學者眼中消失了。另一方面,新的嘗試也在開始,2015年由國際儒學聯合會會長滕文生先生主編,張西平、任大援、田辰山副主編的《國際儒學研究通訊》在三聯書店出版,該刊聚焦儒學在海外的傳播,特色鮮明,目前已經連續出版了4期;2017年由北京語言大學黃卓越先生主編的《漢風》在學界亮相,志向高遠,是一份旨在對海外漢學展開整體研究的學術刊物,目前已經出版了3期。


從海外漢學(中國學)研究的范圍來看,新的學術集刊進入也同樣有著廣闊的學術空間,尤其是在相關專業領域建立學術陣地十分必要。我們希望已經穩定的6份學術期刊繼續發揮其整合學術發展的功能,新創刊的學術刊物能繼續保持學術活力,使海外漢學研究的學術陣地得以鞏固與發展。


三、海外漢學(中國學)著作的翻譯與出版


改革開放以來,翻譯西學成為20世紀80年代的學術熱潮,各類西學書開始大量出版,在這個過程中,作為西學分支的西方東方學一部分的漢學研究成果,也開始被大量翻譯成中文。影響最大的當屬劉東主編的“海外中國學叢書”。這套書于1988年創立,在編輯主旨上緊扣當時中國學術的發展,從而使海外漢學研究直接介入到中國當代學術的重建之中。正如劉東所說:“這套書不可避免地會加深我們150年以來一直懷有的危機感和失落感,因為單是它的學術水準就足以提醒我們,中國文明在現時代所面對的絕不再是某個粗蠻不文的、很快就將被自己同化的、馬背上的戰勝者,而是一個高度發展了的、必將對自己的根本價值取向大大觸動的文明??烧驗檫@樣,借別人的眼光去獲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緊迫歷史使命,因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過強烈的反差反觀自身,中華文明就找不到進入其現代形態的入口?!苯刂?018年10月,這套譯叢已出版圖書185種,內容涉及政治、經濟、哲學、歷史、文學、社會學、科技史等領域。就其出版的規模和在學術界的影響而言,其他各類海外漢學翻譯叢書都無法和這套叢書的規模與影響相比。


中華書局無疑是海外漢學翻譯出版的重鎮,它有兩套叢書可圈可點,第一套是謝方先生主編的《中外關系名著譯叢》,因為海外漢學誕生于中外文化交流史之中,在一定意義上它是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一個自然產物,尤其西方早期漢學的發展。凡治海外漢學學問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是其必修之課。謝方先生主編的這套書不僅大大推動了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也為研究海外漢學歷史提供了最為重要的歷史文獻,如《利瑪竇中國札記》《柏朗嘉賓蒙古行記》《在華耶穌會士列傳與書目》等都是所有學者案頭必備之書。第二套是中華書局的海外漢學系列,其中《法國漢學》系列、《法國西域敦煌學名著譯叢》(柴劍虹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劉俊文主編)、2017年出版的《西人論中國書目(附索引)》(考狄編)都是難得的好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也是兩家出版海外漢學(中國學)的重要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元化先生主編的《海外漢學叢書》起步早,所選書目均為海外漢學名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劍橋中國史》對學界影響很大,還有《海外道教學譯叢》選題專業,直接推動了海外道教研究。


大象出版社在海外漢學著作出版方面專注西方早期漢學名著的出版,所選譯本均為西方早期漢學名著,例如《耶穌會中國書簡集》、萊布尼茨的《中國近事》等,從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眾多漢學出版中獨居特色,得到學術界的認可。


值得注意的是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出版了由鄭培凱主編的《近代海外漢學名著叢刊》,這套書全部是民國期間翻譯出版的海外漢學著作,包括日本漢學著作和歐美漢學著作,該叢書數量較大,為學術界提供了晚清至民國期間中國學界對海外漢學的翻譯成果。


就個人的翻譯與出版而言,我們必須記住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已故的耿昇先生。法國漢學的絕大多數中譯本都是他以一人之力翻譯的,耿昇先生翻譯的法國漢學書籍數量之多、難度之大,恐怕前無古人,后無來者。正如謝方先生所說,耿昇“基本上把難啃的東西啃下來了,別人不敢譯的東西譯出來了”。他對法國敦煌學、藏學、西域史研究著作的翻譯著作,對我國的敦煌學研究、藏學研究、西域史研究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正是在他的推動下,中外關系史學會開始有更多的學者投入漢學研究之中。


回顧40年來海外漢學著作的翻譯,可以說成就巨大,但從世界漢學的角度來看,對英語世界的漢學著作翻譯較多,其中美國的中國學研究著作幾乎可以做到當年在美國出版英文版,第二年就在中國出版中譯本,其出版速度之快令人感嘆。但同時,對德國、法國、英國等歐洲國家的漢學名著翻譯仍然相對薄弱;對西方發達國家的漢學名著翻譯較為全面,對除日本以外的亞洲國家,甚至包括漢學大國俄羅斯的漢學著作的翻譯還遠遠跟不上學術發展之需要。當前對西方當代漢學名著的翻譯較為重視,對西方漢學史上奠基性的漢學家的著作翻譯還遠不盡如人意。


漢學著作的翻譯是一項艱巨的學術工作,希望熟悉各類語言的學者,能夠沿著馮承鈞先生、耿昇先生所開辟的漢學翻譯之路,把這項事業繼續下去。


四、海外漢學(中國學)研究的進展


由于海外漢學(中國學)是一個跨學科、跨語種、跨文化、跨國別的研究領域,至今中國學術界仍拿不出一部從整體上對全球的海外漢學做通史性研究的著作。時至今日,石田干之助的《歐人之漢學研究》和莫東寅的《漢學發達史》仍是為數不多的漢學通史性著作,這說明,海外漢學研究雖然開展了40余年,但它仍是一個亟待開墾的處女地,我們期待著由中國學者所寫的《世界漢學通史》早日出版。


中國學術界對海外漢學的研究的成績主要表現在對海外漢學的總體研究、傳教士漢學史研究、國別漢學史研究和專門學科的漢學史研究這樣四個方面。


對海外漢學的總體研究除了重新再版莫東寅的《漢學發達史》和日本學者石田干之助的《歐人之漢學研究》以外,作為總論性的研究共有5本:劉正的《海外漢學研究:漢學在20世紀東西方各國研究和發展的歷史》(2002),何寅、許光華合著的《國外漢學史》(2002),何培忠主編的《當代國外中國學研究》(2006),王榮華、黃仁偉主編的《中國學研究:現狀、趨勢與意義》(2007),張西平的《西方漢學十六講》(2011)。這5本著作對推動當代漢學研究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國外漢學史》、《西方漢學十六講》和《當代國外中國學研究》至今仍可以作為大學教材來閱讀。嚴耕望先生在談到寫作歷史的個案研究、斷代史研究和通史研究時曾說過,年輕時主要做好個案研究,中年可以寫斷代史,老年后方可以寫通史。這是對個人研究歷史而言,對于整個海外漢學研究而言,我們仍處在青年向中年的過渡階段,因為許多基本的漢學著作都沒有譯本,國別漢學史研究剛剛展開。在這種情況下是無法寫好通史性著作的。因此,以上5本關于海外漢學史的通史性著作不可能達到很高的水平。但在學術的發展中,又亟須此類著作對整體研究的指導和對年輕學者的培養,這些著作又是當下學術進展中較好的著作,作為過渡性的學術著作,它們發揮著應有的作用。


國別漢學史的研究應該歸入總體研究的部分來討論,因為這類著作已經有杰出個案,開始對一個國家幾百年的漢學史加以總結。


在國別中國學史研究中,美國的中國研究成果最為豐富。侯且岸的《當代美國的顯學:美國當代中國學研究》(1996)是當代中國學界美國中國學研究的開山之作。此外仇華飛的《美國的中國學研究》(2011)、朱政惠的《美國中國學發展史》(2014)、熊文華的《美國漢學史》(上、下,2015)和張揚的《冷戰與學術:美國的中國學(1949—1972)》,都是美國中國學研究的代表作。仇華飛的研究更多從國際關系學科切入,有自己獨特之視角。熊文華的研究在早期美國傳教士漢學和在美的華裔漢學家研究部分有其特色。張揚的著作另辟蹊徑,使人對美國中國學研究有了另一個新的視角。朱政惠先生這本書應是遺著,作者生前已經完成,突然去世后,由他太太完成出版。朱政惠先生是治史學史出身,因此相比較而言,他的這本著作更為系統和完整,并給我們樹立了按照中國的史學史傳統研究國別漢學史的典范。他的這一研究成果是奠基在他的長期研究之上的,如他主編的《海外中國學評論》、《中國學者論美國中國學》(2008)等著作和論集。朱政惠先生的高足吳元原繼承導師的史學史治學傳統,先后出版了《隔絕對峙時期的美國中國學:1949—1972》(2008)、《走進他者的漢學世界:美國的中國研究及其學術史探研》(2016)、《客居美國的民國史家與美國漢學》(2018)。


 日本漢學史研究的開創者是嚴紹璗先生,代表作有《日本的中國學家》(1980)、《日本中國學史》(1991)、《日本漢籍善本書錄》(3卷,2007),《日本中國學史稿》(2009)是他的日本中國學研究的封筆之作。嚴先生是治中國文獻學出身,后又從比較文學角度切入日本中國學研究,這成為他學問的兩大特色,其一注重漢籍流播與日本中國學的關系,其二注重日本中國學的文化變異體研究。因而,他給學界樹立了一個如何從比較文學角度展開海外中國學(漢學)研究的典范。


李慶的《日本漢學史》三卷本(2002)是目前為止最為浩繁的一部日本漢學史,此書有別于嚴紹璗先生有兩點,其一是對整個日本中國研究的定位,嚴紹璗堅持用“中國學”,而李慶用“漢學”作為概括;其二,李慶書中沒有比較文化這個視角,側重學術史的梳理。嚴紹璗先生的弟子們就日本中國學家展開的個案研究,大大深入這一領域,這里不再一一列舉。


國別漢學史的研究中,閆國棟的《俄羅斯漢學史》令人關注,而閻純德先生主編的《列國漢學叢書》中也有不少好的作品,例如,已故耿昇先生的《法國漢學史》(上、下)、胡優靜的《英國十九世紀漢學史研究》、漢學家高利克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漢學研究》;有些作品創意不多,但有開拓之功,如熊文華先生的《荷蘭漢學史》《英國漢學史》,有些則勉強可讀,學術質量一般,如《意大利漢學史》。國別漢學史的寫作需要研究者長期積累,這種中觀式的研究要比個案研究困難,研究者積累不夠會鬧出笑話,如1995年出版的《瑞典漢學史》。


平心而論,如果將一些國別史研究和專門的個案研究結合起來閱讀,就會明顯感到個案研究之深入、國別史研究之粗淺。例如,將施曄的《荷蘭漢學家高羅佩研究》和《荷蘭漢學史》做一對比閱讀,讀者會感到一些國別漢學史研究著作,大都只能起到學術啟蒙的作用。從學術發展的規律而言,任何通史、斷代史、國別史都是建立在諸多個案研究基礎上才能完成。當整個學術界的個案研究尚未展開之時,像國別漢學史這樣的研究只會有開山之功,但很快會被個案研究所超越。


傳教士漢學史研究是西方漢學史研究最為復雜的一個研究領域,因為這些傳教士長期在中國生活,很多人長眠于中國。和那些根本沒有來過中國、只是靠西方漢學的基礎翻譯文獻展開研究的漢學家不同,他們直接用西方語言或中文寫作,在中國和歐洲同時出版他們的作品;同時,也和那些當代西方漢學家只是把中國作為研究對象,而從不參與中國實際的社會變革的書齋式漢學家不同,他們直接參與到明清的社會變革之中,他們開啟的西學東漸直接影響到中國近代社會的變遷。


在這個意義上,傳教士漢學的著作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他們是西方漢學歷史的一部分,是今日西方專業漢學展開的基石;另一方面,他們的著作又是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的一部分,尤其屬于中國基督宗教史的一部分,是解開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鑰匙。因而,傳教士漢學在中外文化交流史這個領域是最為典型的研究對象。


首先是對傳教士漢學的中文著作收集和整理,如朱維錚先生的《利瑪竇中文著作集》開啟新時期傳教士中文文獻整理之先河,周巖的《明末清初天主教文獻新編》(上、中、下),黃興濤、王國榮《明清之際西學文本:50種重要文獻匯編》(四卷本)、周振鶴先生主編的《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2輯共14卷,張西平、任大援、馬西尼主編的《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2輯共68冊。葉農整理的《耶穌會士龐迪我著述集》開啟了來華耶穌會士中外文合集整理之先河,這些傳教士漢文著作的整理與出版將會對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產生較大的影響。


在傳教士西文漢學著作的翻譯上,大象出版社出版的由張西平主編的《國際漢學書系》則涵蓋了來華耶穌會士的主要西文著作,從《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到萊布尼茨的《中國新史》,共有40余種。2020年將出版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志》和《中國哲學家孔子》(拉漢對照版)。另外,西方中西文化交流史專家所寫的馬若瑟研究、白晉研究、傅圣澤研究、張誠研究著作的翻譯,都大大開拓了傳教士漢學研究。


在傳教士漢學研究方面,張西平的《歐洲早期漢學史:中西文化交流與西方漢學的興起》《儒學西傳研究導論:16—18世紀中學西傳的軌跡與影響》《交錯的文化史:傳教士漢學研究史稿》《西方漢學奠基人羅明堅研究》(香港)、梅謙立的《天主實義今注》《童幼教育今注》《從邂逅到相識:孔子與亞里士多德相遇在明清》、李奭學的《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明末耶穌會古典型證道故事考詮》《首譯之功:明末耶穌會翻譯文學論》《明清西學六論》、羅瑩的《儒學概念早期西譯初探:以〈中國哲學家孔子·中庸〉為中心》、王國強的《中國評論(1872—1901)與西方漢學》、陳開科的《巴拉第與晚清中俄關系》、許明龍的《黃嘉略與早期法國漢學》、譚樹林的《美國傳教士伯駕在華活動研究(1834—1857)》、吳義雄的《在華英文報刊與近代早期的中西關系》、蘇精的《中國開門:馬禮遜及其相關人物研究》《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鑄以代刻:十九世紀中文印刷變局》都是值得細讀的學術著作。


傳教士漢學研究是一個復雜而廣闊的研究領域,在全球化后中國與西方知識敘述和書寫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傳教士漢學著作,無論其中文著作還是外文著作的雙邊性質,將大大拓寬中國近代歷史和西方國別文化史的研究。雖然,近40年來在這個領域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但真正從全球史的角度展開的研究才剛剛拉開序幕。


40年來海外漢學(中國學)研究的進展還表現為對海外漢學(中國學)的專門學科的研究,這充分說明海外漢學(中國學)這門域外的中國知識和中國當代知識的進展和當代中國學術的變遷緊緊地聯系在一起。這樣的傳統是從清華國學院開始的,吳宓在《清華開辦研究院之宗旨及經過》中明確地指出:“惟茲所謂國學者,乃指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確精密之方法,并取材于歐美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此又本校研究院之異于國內之研究國學者也?!标悂碓诮忉寘清颠@一思想時說:“近代以來,‘國學’概念的使用有多種不同的用法,吳宓的提法代表了當時多數學者的用法。后來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教研實踐也顯示出,清華國學研究院對國學和國學研究的理解,始終是把國學作為一種學術、教育的概念,明確國學研究的對象即中國傳統學術文化,以國學研究作為一種學術研究的體系;在研究方法上,則特別注重吸取當時世界上歐美等國研究中國文化的成果和方法。這表明,老清華國學研究院以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為本色,但從一開始就不是守舊的,而是追求創新和卓越的,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術追求,指向的不是限于傳統的學術形態與方法,而是通向新的、近代的、世界性的學術發展?!睗h學之國學或者與漢學互動中的國學是近代中國學術發展的重要特點,這樣的傳統在近40年的漢學研究中也充分體現了出來。


首先,語言學。美國漢學家夏含夷的《西觀漢記: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概要》向我們展示了西方漢學界對中國出土文獻的追蹤和對當代中國歷史研究新文獻的關注。鄒芙都、樊森的《西方傳教士與中國甲骨學》則從更遠的歷史視角研究了西方漢學利用甲骨文的發展所展開的研究與中國甲骨學研究之間的關系。中國語言是在與外部世界的接觸中不斷變化和發展的,佛教的傳入對漢語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同樣入華傳教士對近代中國語言的發展,從羅馬拼音到漢語詞匯的外來詞,乃至語法的重新構造,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姚小平主編的《海外漢語研究叢書》、張西平等主編的《西方人早期漢語學習史調查》直接推動了這一領域研究的展開。楊慧玲的《19世紀漢英詞典傳統:馬禮遜、衛三畏、翟理斯漢英詞典的譜系研究》、董海櫻的《16世紀至19世紀初西人漢語研究》、李真的《馬若瑟〈漢語札記〉研究》、劉亞輝的《馬若瑟〈漢語札記〉與〈馬氏文通〉文言虛字對比研究》大大推進了近代漢語的研究。


其次,歷史學。華裔漢學家是國外漢學尤其是美國中國學的重要力量之一,而改革開放以來,在國內產生較大影響的很多都是這些客居海外的華裔漢學家的著作??途蛹幽么蟮闹A裔漢學家何炳棣的著作《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中國歷代土地數字考實》《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論》、劉夢溪主編的《中國現代學術經典》中的《蕭公權卷》《洪業楊聯陞卷》等在中國史學界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從中國近代史的角度審視西方漢學影響的代表作是桑兵的《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尤其是李孝遷的《域外漢學與中國現代史學》,深入地分析研究了海外漢學在中國近代學術轉型中的重要影響。從中國當代學術思想史展開海外漢學研究的當屬楊念群的《中層理論:東西方思想會通下的中國史研究》,全書將國內的中國歷史研究和海外漢學家,尤其是美國中國學的中國史研究放在一個學術平臺加以討論。而站在中國學術立場上直接和域外漢學家展開較為激烈的學術討論的當屬葛兆光的《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這本書在日本和西方漢學界都有較大反響,它的出版表示中國當代史家對海外漢學家的崇拜期結束了,與海外漢學家的討論成為中國學術發展的一個重要資源。


再次,文學。對海外中國文學的研究是最為繁榮的研究領域。198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國外中國學(文學)研究組編的《國外中國文學研究論叢》是最早關注這一領域的書籍。已故的周發祥先生主編的《中國古典文學走向世界叢書》領風氣之先,周發祥的《西方文論與中國文學》,王曉平、周發祥、李逸津的《國外中國古典文論研究》,孫歌等的《國外中國古典戲劇研究》都受到好評,但叢書原計劃的《國外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國外古代散文研究》《國外古典詩歌研究》均未出版,而樂黛云先生所編選的《北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王麗娜的《中國古典小說戲曲名著在國外》、韓國學者閔寬東的《中國古典小說在韓國的研究》則彌補了周發祥先生之愿望。


21世紀以來,對中國文學在海外的研究一發而不可收,徐志嘯的《中國古代文學在歐洲》、王曉路的《西方漢學界的中國文論研究》、黃鳴奮的《英語世界的中國古典文學之傳播》、曹廣濤的《英語世界的中國傳統戲劇研究與翻譯》、江帆的《他鄉的石頭記:〈紅樓夢〉百年英譯史研究》、鄒穎的《美國的明清小說研究》、江嵐的《唐詩西傳史論:以唐詩在英美的傳播為中心》、吳伏生的《漢詩英譯研究:理雅各、翟理斯、韋利、龐德》、蔣向艷的《唐詩在法國的譯介和研究》、徐寶鋒的《北美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漢學形態》、黃卓越主編的《海外漢學與中國文論》、王曉路主編的《北美漢學界的中國文學思想研究》、李玉良的《〈詩經〉英譯研究》和《〈詩經〉翻譯探微》、洪濤的《從窈窕到苗條:漢學巨擘與詩經楚辭的變譯》等。這里僅僅是列舉一些書目,實際的研究著作遠遠不止于此,由此可見這一研究領域的熱鬧。


這一系列的研究者絕大多數是有英語教育背景的學者,真正中文專業的學者較少,從學科而言,絕大多數是在中國語言文學下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這一二級學科,這樣的教育背景和學科背景使目前的海外中國文學研究絕大多數停留在譯介階段,當然從學術發展來說,即便譯介也是學術發展的重要一步,應給予肯定。問題在于我們西方漢學的譯介僅僅是第一步,關鍵在于研究,不然也會出現問題,如曹順慶先生所說:“目前在研究中國文學的領域中,國內學界也或多或少地出現了一些唯西方漢學是從的傾向,這如同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中多次出現過的盲目跟在西學背后苦苦翻譯、追風,缺乏相關研究和自身學術定位理念一樣,其結果必然是學術時尚風潮一過,即煙消云散?!?/span>


當然,在中外文學關系研究中,歷史學是其基礎,從事中國文學傳播史的學者則側重史學,也出版了一些可圈可點的優秀著作,例如,宋麗娟的《“中學西傳”與中國古典小說的早期翻譯(1735—1911)》、孫軼旻的《近代上海英文出版與中國古典文學的跨文化傳播(1867—1941)》就是這樣較為扎實的學術著作。


對當代文學在海外的傳播研究也開始引起注意,如宋紹香的《中國新文學俄蘇傳播與研究史稿》,夏康達、王曉平的《二十世紀國外中國文學研究》,楊玉英的《郭沫若在英語世界的傳播與接受研究》。這一領域整體的分析研究也開始展開,季進的《英語世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綜論》就是代表性著作。


最后,哲學。對海外中國哲學的研究顯然沒有對海外中國文學的研究那么熱鬧。美國學者姜新艷的《英語世界中的中國哲學》只是一本論文集,陳光林主編的《儒學走向世界文獻索引》(上、下)顯示了中國哲學界即將在世界范圍內展開中國哲學研究的決心。楊平的《中西文化交流視域下的〈論語〉英譯研究》、金學勤的《〈論語〉英譯之跨文化闡釋:以理雅各、辜鴻銘為例》、韓振華的《他鄉有夫子:西方〈孟子〉研究與儒家倫理建構》、張德福的《漢學家〈論語〉英譯研究》開始進入儒家文本翻譯傳播研究。新加坡學者賴蘊慧的《劍橋中國哲學導論》是一本國外大學的中國哲學史教材,從這本書可以看到中國哲學在英語世界中的教授與傳播。已故中年學者崔玉軍的《陳榮捷與美國的中國哲學研究》是少有的專題性研究。


法國的索安在中華書局出版的《西方道教研究編年史》是一個總論性研究著作,而《道教學譯叢》23種則是翻譯西方道教研究的著作,《國際漢學》2019年增刊發表了邰謐俠整理的《老子譯本總目》,收錄了全球73種語言、1576個《老子》譯本。


李四龍的《歐美佛教學術史:西方的佛教形象與學術源流》是一本很好的綜合研究的著作,雖然仍處在介紹階段,但由于作者是研究佛教的專家,書中的評介仍有啟發意義。李四龍的《美國佛教:亞洲佛教在西方社會的傳播與轉型》是目前所見到的唯一一本中國學者對西方佛教的深入研究。


相對于中國學術界對海外漢學的中國歷史研究和中國文學研究來說,對海外漢學中國哲學和宗教的研究相對起步較晚,投入的力量也較少,翻譯傳播研究亟待擴展,專題性亟待加強。


五、對海外漢學(中國學)研究的期待與展望


近40年海外漢學(中國學)研究,翻譯著作之多,研究展開之迅速,成果之豐碩,在中國當代學術研究領域是任何一個學科都難以比擬的,據國家圖書館尹漢超的初步統計,40年來翻譯、研究、介紹的海外漢學研究著作數量達到3600種之多。


作為一個跨學科的研究領域,顯然它已經不僅能從歷史學科的中外關系史領域或者專門史領域來理解和展開,多學科的進入帶來海外漢學研究的多樣性和豐富性,從而形成其學術形態的復雜,很難在一篇學術綜述中將其成績與不足加以概括。我們的期待有以下幾點。


歷史中國與當代中國是一個完整的中國,在海外對中國的研究中,這兩個中國是分離的。不少漢學家認為,歷史的中國燦爛輝煌,但只存在于博物館之中,當代中國財富橫流,但政治上屬于另類。在我們展開海外漢學(中國學)的研究中必須糾正這種傾向,雖然在具體的研究中每個學者是有時代和學科之分的,任何一個學者總是在一定的時段和一定的學科展開自己的研究,但在文化立場和政治態度上必須時時牢記:歷史的中國和當代的中國是一個完整的中國,離開了歷史,我們無法說明中國成就的智慧與思想來源;離開了當代,我們的學術研究無法為發展的中國的提供學術支撐。王岐山副主席近期在國際儒聯的會議上講道,“新中國70年的輝煌成就,凝結著當代中國人民的辛勤和汗水,也凝結著中華文明的智慧和精華。中華文明推崇的‘小康’‘大同’‘天下為公’,與今天我們為之奮斗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息息相通;中華文明推崇的‘重民’‘安民’等民本思想,與今天我們堅持的‘以人民為中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脈相承;中華文明推崇的‘仁義禮智信’,與今天我們倡導的家國情懷、責任擔當乃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交相輝映;中華文明推崇的‘和而不同’‘協和萬邦’,與今天我們主張的開放合作、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思致相因。中華文明始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源頭活水”。


學者在做自己的學問時,或者側重對海外當代中國學的研究,或者側重對海外漢學的研究,但我們評判海外漢學家的研究成果時所堅持的基本文化立場和政治態度是一個完整的中國觀,而不是分離的中國觀。這是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格外注意的。


對海外漢學(中國學)文獻目錄的收集整理仍是展開海外漢學的最基礎性工作,2010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張?;葜骶幍摹侗泵乐袊鴮W:研究概述與文獻資源》開啟了海外漢學(中國學)文獻研究的新進展。2019年大象出版社出版的《20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域外的傳播與影響編年》系列是一套值得關注的海外漢學文獻學著作。這套編年共8卷本,收錄了27種語言、43個國家一百年來對中國古代文化經典的翻譯和研究的雙語書目。這套編年目錄無論在語種還是在涉獵的地區范圍上,已經大大超越了《考狄書目》和《袁同禮海外中國學書目》,盡管如此,海外漢學(中國學)的文獻學研究仍亟待加強,這是本學術領域發展的基礎。


在海外漢學經典著作的翻譯和整理上仍需努力,尤其是非英語國家的漢學研究名著亟待翻譯,因為僅僅靠英語世界的漢學成果,我們是描繪不出一個完整的世界漢學歷史全圖的。特別是對“一帶一路”國家的中國研究應給予高度關注。所有的學者都應明白中國學術的進步是需要幾代人才能完成的,我們應站在中國學術的全局,一代接一代地把世界各國的漢學名著翻譯成中文出版。我們應鼓勵更多的熟悉法語、德語、意大利語、瑞典語、印地語、波斯語等的學者轉入海外漢學研究,并像已故的馮承鈞、耿昇先生那樣,獻身于基礎漢學著作的翻譯。我們向所有安于寂寞、獻身學術、從事漢學名著翻譯的學者致敬。


漢學的存在標志著中國的學術已經是一個世界性的學術,漢學研究的成果已經不再僅僅作為一個“外學”,如外國文學、外國哲學、外國國別歷史那樣,僅僅作為一種知識產品豐富我們對世界學術的認識。晚清以來,中國歷史的自然發展因西方國家的入侵而打斷,同時,中國的文化與知識的敘述也再不能用經史子集這樣的框架來表達,從四部到七科,中國現代學術體系和表達形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西方漢學,此時作為西學進入我們的知識和文化重建之中。因此,如果搞不清西方漢學的歷史,我們就說不清中國近代的歷史與知識重建的歷史。


同樣,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漢學再次大規模進入中國學術界,同樣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知識與文化的變革與表達,只要提一下美國華裔漢學家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對當代中國文學寫作的影響就知道了。


在這個意義上,海外漢學不僅僅在海外,同時內在于我們的近代學術史和當代學術史之中,為此,我將海外漢學研究說成是一種“內外兼修之學”,意在表達它作為一個學術體系和知識系統對于中國學術的內在性。隨著中國的崛起,我們必須對近百年來中國學術史重新書寫,因此,我殷切地期望中國學術界從事中國文學、歷史、哲學學科的研究者在重建中國學術的書寫中,應內在地把漢學研究的歷史和知識、思考與成就放入自己的研究框架之中,將對海外漢學的吸收與批判放入自己的研究計劃之中。


同時,希望目前從事中國文化歷史外部傳播研究的學者、從事海外漢學史研究的學者,能跳出單純的譯介研究、傳播研究和漢學史研究,更為主動地回到本土學術立場,提升本土學術的知識能力和思想能力,參與到當代進行中的中國學術重建的事業之中。


經過40年的努力,中國學術界已經走出了對海外漢學陌生的階段,因而長期存在的追隨海外漢學的傾向應該結束了,平等地與漢學家對話、務實地與漢學家切磋學問的時代開始了。一些漢學家認為中國學術界只能提供知識材料,而解釋中國的理論由他們來創造的態度應該放棄了。中國的學問,中國學者具有無可替代的優勢,同時,近百年來中國學術界所積累下的學術成果,包括當代中國學術界在中國文史哲研究領域所取得的成就應該獲得海外漢學家們的尊重。


開展一個批評的中國學有賴于中國學術界對漢學研究的深入展開,有賴于中國學術界各個專業學者進入漢學研究這個領域,與漢學家展開對話。唯有如此,中國學術才能在世界上真正展開,對漢學的研究才能從介紹研究發展到真正的學術研究階段。西方一些漢學家再不能輕視中國學者的研究。讓東方學回到東方,漢學研究回到其故鄉,這是很自然的。


文化自覺和學術自覺是我們展開域外中國學研究,展開西方漢學史研究的基本出發點;開放與包容的文化精神是我們對待域外漢學家的基本文化態度;求真與務實的批判精神是我們審視西方漢學的基本學術立場。


文章原載:《國外社會科學》2020年第1期。
因文章篇幅原因略去注釋。


張西平,1948年生,北京語言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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