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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卓越:從文學史至文論史

來源:譯研網 作者:時間:2015-03-11 17:52

從文學史到文論史

——英美國家中國文論研究形成路徑考察

黃 卓 越

 

英語國家的中國文論研究經積年的累聚而至繁興,目前已受到中國同行的頻繁關注,其中,又尤以20世紀70年代中期后諸家的理論之作被介述最多。然考之于歷史而知,英美地區的文論研究在最初實包含于文學研究/文學史研究之中,而文學史研究又長期以來被裹挾在更大范疇的漢學研究中。這至少意味著文論研究作為一特殊的話域,與大漢學的框架,尤其是與鄰近的文學史研究領域不僅關系甚密,存在一長時段并行的歷史,而且文學史研究的發展也會對文論研究話語的構型產生深刻的影響。本文的研究即以此為題,試圖通過對一連續性進程的考察,探知文論研究是如何在一更大的學術語境中漸次構型,并最終演化為一相對獨立的言說形態的。

 

(一)英國的端緒:20世紀前的研究

英語國家對中國文學的介述始于英國,這與英國在作為殖民帝國時間坐標上的位置有關。雖然一些中國典籍在17-18世紀已傳入英倫,但幾乎無人能夠閱讀,只有至19世紀初始,隨著大批英國傳教士、外交官員、商人與旅行者進入中國,不僅帶回了許多關于中國的信息與圖書資料,同時也開始加強對漢語文學、中國知識與社會狀況的關注,并出現了一個“前漢學”時代。[1]但此期對中國的介紹與研究基本上還是以自發、零散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最初的那些研究者并沒有固定的學科專業職稱,幾乎都是“業余漢學”(amateur sinology)專家,包括研究所用的圖書與資料也多依賴于自己的收集,[2]早期的這種自發性研究往往屬初階性的,偏向于資料的編輯與情況的描繪,除了少量的撰述以外多顯得比較表淺。但也有一些好處,即不受某一專業的規訓與限制,可以將中國學作為一個整體來觀照與研究,[3]而這種特征也一直影響到了直至20世紀中葉的英國漢學的基本間架與研究向路。

隨著漢學課程及漢學教授職位的設置,亞洲學/漢學研究機構的建立、專業性研究刊物的創辦,英國漢學始被納入到了一種組織化與建制化的程序之中。1837年倫敦大學學院設立了首個由牧師基德(Rev. Samuel Kidd)所擔任的漢學教席,其后如倫敦國王學院、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等也相繼設立了同名教席。當然,這并不等于在大學體制以外就不存在著漢學研究,而是在一個很長的時期中,依然并存著兩種軌道即自發性研究與體制性研究平行發展的狀態。19世紀初至20世紀早期的那些著名漢學家基本上仍是在學術的體制外成長起來的,在獲得較高成就之后才受聘擔任大學教授的職位,比如直到1920年,牛津大學在聘選第三任漢學教授時,還是相中了此前長期在中國底層從事傳教活動、并有豐富著述的“業余學者”蘇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再一,從早期漢學教席的名稱上看,所謂的“Professor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雖然是依據基礎教學的規劃來設計的,但非一種狹義的學科稱謂,除了當時的“文學”概念與后世狹義的文學概念有別以外(可見后文),另如19世紀至20世紀初年榮膺此教席的著名學者道格斯(Robert Kennaway Douglas)、理雅各(James Legge)、威妥瑪(Thomas Wade)、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蘇慧廉、莊延齡(Edward Harper Parker))等,他們的主要成就雖或有些與漢語研究有關,但都主要不在中國文學研究方面,而是均有廣泛的學科興趣與造詣(又以漢語研究、辭典及目錄編纂、宗教學、政治學與文明史研究等為主),有一部分漢學家翻譯了一些文學經籍或寫過文學研究(狹義)方面的著作,但這些也僅是他們全部“漢學”研究成果中的很小一部分。

當然,如果總體上看,在英國早期的漢學框架中,也出現過許多涉及中國文學的文章,比如1832年創刊的《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1858年創刊的《皇家亞洲文會北華支會會刊》(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72年創刊的《中國評論》(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等均有此類載文,其中又以作品的翻譯與對文學史的簡介為主,這也與此期漢學研究的大體水準是相當的。在約整個19世紀,以著作形式對中國文學進行集中論述的出版物主要有五種,即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的《漢文詩解》(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 1830),蘇謀事(James Summers)的《中國語言與文學講稿》Lecture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1853),道格斯的《中國語言與文學》(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China, 1875),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的《中國文學札記》(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1867),及1901年出版的翟理斯的《中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從各雜志的載文來看,麥都斯(W. H. Medhurst)在1875發表于《中國評論》上的《中國詩歌》(Chinese Poetry)一文在研究中國詩學方面也達到了一定的深度。

德庇時無疑是早期對中國文學傾力最多的一位學者,除幾種泛義的中國研究著述以外,他翻譯與編輯了數種通俗文學如小說與戲劇的作品,并在這些選本的引言部分闡述了自己對中國文學的看法,其中又尤對漢字與漢詩的構成特征有深入的探究。比如在《中國小說》(Chinese Novels)一書的引言中居然撇開小說問題,長段地論述漢字字符(character)的特點及聲韻反切之學。[4]其《漢文詩解》刊發于1829年,是英國漢學史上首次評述中國詩學的專著。該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討論詩律(versification),也就是“在詩行、對句與段落中通行的特殊規則,以及這些要素是如何促成漢詩旋律與節奏的”;第二部分討論“一般意義上的漢詩的風格與精神,其意象與情感的特征,并通過參比歐洲文學中采用的區分與命名法(nomenclature),對中國文學做出精確的分類?!?a href="file://D:/Desktop/Desktop/%E4%BB%8E%E6%96%87%E5%AD%A6%E5%8F%B2%E8%87%B3%E6%96%87%E8%AE%BA%E5%8F%B2.doc#_ftn5" name="_ftnref5">[5]。為了理解漢詩詩律的特征,德庇時從漢詩的發聲(sounds)、聲調(tones, or accents)、詩節與音步(Poetical numbers or measure)、規律性停頓(pause)、尾韻(terminal rhymes)、句子的對應法(parallelism of couplets)六個方面展開了較為詳細的探討。值的注意的是對“對應法”(parallelism)概念的解釋,此概念原為Bishop Lowth在研究希伯來圣詩的詩律中總結出來的,并以為可以更細地分化為“同義對應”(parallels synonymous)、“對反對應”(parallels antithetic)、”綜合對應“(parallels synthetic)三種類型。德庇時借此來解釋漢詩及與歐詩的異同,以為沒有一種語言能夠像中文那樣對之有透徹的貫徹,并以此形成一種特殊的美感。[6] 從總體面貌上看,《漢文詩解》是一部從漢語構成法的角度探討中國詩學的理論性著作,在涉及中國詩藝的特征時,作者盡管沒有引用傳統的中國文論辭說,主要是根據自己對漢詩的研讀體會得出了一些規律性的認知,但這些認知又沒有停留在文學史/文學作品的層次上,而是觸及到了那些潛藏在文本之中的組構性觀念,因此達到了一定的理論深度。德庇時從漢語特征入手的詩解在后來對英美漢學中的文論研究具有持續性的影響,并形成了一種傳統。就近而言,如麥都斯的那篇出色的論文在以英國詩人雪萊《為詩一辯》等提出的原則來闡明中西詩歌在表達詩與現實、情感關系上的一致性之后,即幾乎是用德庇時的“對應法”切入對漢詩特征的解釋,同時也做了更為豐富一些的論證。[7]

蘇謀事是一位自學成才的學者,后擔任倫敦國王學院第二任漢學教授,也是莊延齡的老師。他的《中國語言與文學講稿》當是其在國王學院的課程講義,大部篇幅放在對漢語構成規則的說明上,意在為漢語初學者提供一入門的向導。在這部分,蘇謀事詳細地分析了漢字的構成,即它的單音節詞(monosyllabic)與象形文字(hieroglyphic)特征,以為由此而構成了與歐洲文字的重要區別,既然如此,要想深入至一種語言的精神中,去發現它的美感,領悟到當地人在聆聽此種語言時的感受,那么就有必要接受本土化的教育。 [8]書末,撰者以四部為框架簡單地介紹了中國文學的概貌,并十分簡略地述及中國的通俗文學(light Literature)與蘇東坡、李白等文學家。道格斯是繼蘇謀事之后出任國王學院漢學教席的第三任教授,他的《中國語言與文學》一書的副標題為“Two lectures delivered at 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可知與蘇謀事的上書一樣,出自課程講義,并在結構安排上近似,第一講介紹“中國的語言”,涉及漢字的特殊構造;第二講講述“中國的文學”,但這一部分的篇幅要遠多于蘇謀事的著述,并取之與歐洲的文學做了廣泛的比較,顯示出其一些獨特的洞見。然其所謂的“文學”概念又與蘇謀事近同,包含整個“四部”的范圍(另再稍附加上戲劇與小說),尤其是提出儒家早期經籍(五經與四書),即“圣書”(sacred books),是中國“民族文學的一個主干”(the mainspring of the national literature),[9]因此而也從一特殊的角度表達了其對中國文學的看法。

偉烈亞力的《中國文學札記》是漢學史上以目錄學形式出現的一部名著,全書分為四章,分別介紹了中國的古代經書、史籍、哲學著述與“純文學”(Belles letters)的典籍,也正好合于四部的編排。書前有自己的一個總述,然后是抄錄書目并作出簡注。頗值注意的是該書中出現了一個“純文學”的概念,當與泛義的文學概念有所區別,但其實中國傳統目錄學中的“集部”并不等同于純文學,因此還是存在著概念上不對位之處[10],其紹介也只能擴展至所謂的純文學之外。另一比較特殊的是偉烈亞力還為“詩文評”(Critiques on Poetry and Literature)單列出了一節,并在節前撰有一段簡要的評釋,以為早期的中國文學創作是自由與自然的,而后逐漸形成了某種“慣則”(conventional form),并進而發展為一種嚴密與有限定性的常規與詩法,成為一些著述所談論的主題,并被稱為是“詩文評”。雖然這些論述在目前看來更多地帶有遺物的價值(antiquarian value),但可以借此去理解中國詩人的創作,因此也是重要的。[11]上述一段論述,也可看做是英語世界對中國文論最早的概念化表述。但接下的篇幅中偉烈亞力僅僅是從四庫總目中摘錄了一些書目而已,從其(因為受篇幅限制)首先著錄《文心雕龍》,但卻跳過鐘嶸《詩品》、司空圖《詩品》、歐陽修《六一詩話》等而直接續介陳師道的《后山詩話》看,他對這一領域其實也并沒有什么研究。

翟理斯長期以來擔任涉華外事官員,其著述范圍也很廣,對中國文學的介述僅是其興趣的一部分。[12]史稱其著為首部文學史,這不僅在于本書的標題首次以“文學史”命名,也在于其呈示的章節容載了一個有序演進的文學史的完整框架(從遠古至近代共八章)及含括了甚為豐富的內容,克服了前此介紹的零散性、隨意性,使得知識的系統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次則,不再將文學史的紹介作為漢語教學的一個附證性說明,而是將文學史作為獨立演化的系統予以論述,與之同時,不像蘇謀事、道格斯等人那樣主要以儒藏的編排方式來安置文學的歸屬,過度夸大儒學對文學的包容功能,而是充分地注意到老莊學派、佛教思想以及民間通俗文學在中國文學史進程中的重要地位,甚至以為其與前者形成了某種沖突性的關系,為此而將中國文學史構建為一個更為多元化的書寫系統。當然,其關于文學的界義仍比較寬泛,[13]文學批評及其與文學史的互動也不在其視野之中,即便在其述及那些有豐富論文撰述的作者如王充、韓愈、蘇軾等時,也不曾稍稍顧及他們的文學思想。值得一提的是,在介紹唐代文學時,翟里斯卻花費了較大的篇幅,將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全部譯成了英文,并以為其“在批評家的視野中占據著一個比較高的位置”[14]。盡管在翟里斯的意識中仍然是將司空圖之作當做詩歌而不是詩論看待的,[15]然后來的中國學者一般都還是將這一舉止視為是撰者對中國文論西傳所做的一種貢獻。

19世紀英國漢學界對中國文學研究的情況大致如上,其中,我們可以注意到幾個要點,首先,對中國文學知識了解的沖動只是早期漢學家整體漢學認知框架中的一小部分,被包含在大漢學的系統之中,尚未形成獨立的學科意識與取向,紹介的許多內容也多帶有選擇的偶然性,而且他們所謂的“literature”也還主要是一個泛文學的概念,從而也會影響到了對學科知識的界認。其次,對中國文學的研究往往多從漢語文字與音韻的角度入手,這與早期漢學家的入門法徑及實用取向有關,這也使對文論(中國文學觀念)的一些察知會集中在這一維度上,而缺少其他方面的開拓。[16]進而,雖然中國文學自孔子以后即很難排除批評意識對書寫的影響,文學史始終是與批評史的活動相伴隨的,但是在英國早期漢學家的文學史介述中,卻很少涉及到這一層面,他們中的若干人雖也曾通過文學史及其作品的閱讀與分析,對中國的文學觀念進行了一些發微與闡述,在某種意義上也帶有“文論”的成分,但對更為理論化一些的批評學言述卻甚少觸及。就此而言,即便是從寬泛的角度看,此一階段對中國文論的認知尚還屬于處在十分懵懂的潛伏時期,初步萌生的那些幼芽也還是被包裹在了意義泛化的文學史襁褓中,難以脫胎而出。

20世紀以后,隨著學院制的擴充與研究手段的精密化,英國的漢學有了遞進性的發展并出現了一批鴻學碩儒,在文學研究方面,著名者有從事綜合漢學而兼及文學研究的翟林奈(Lionel Giles)、阿瑟·韋利(Arthur Waley)、杜德橋(Glen Dudbridge)等,也有專治文學翻譯與研究的霍克斯(David Hawkes)等。然而由前現代已奠定的研究模式對后期英國漢學仍具明顯影響,綜合研究始終占據著強勢的地位,使得文學研究一直只能在此大格局的狹縫中生存,這種窘況既使文論研究難以受到關注,同時也因理論思維的匱乏加之方法的滯后等,使得對文學史的研究多流于表象的梳理與考訂,缺乏更多的闡釋層次。在整個20世紀中,英國方面可舉出的文論研究實例很少,甚至如休中誠(Ernest Richard Hughes)所撰的《文學創作法:陸機的<文賦>》(The Art of Letters: Lu Chi’s Wen Fu,1951),也還是其赴美國教學之后的產物,這也導致了有些頗富潛力的學者轉教于美國(如白之、韓南等),并在后來也都被納入于美國(而非英國)漢學家的名錄之中。與20世紀中期后大放其曄的北美漢學界的中國文論研究相比,英國方面的研究實在是有些過于單薄了,由此而也需要將我們視線的轉向北美(并在必要時連帶英國)。

 

(二)北美的文論研究:一條漸次成型的軌跡

美國作為新興的殖民帝國,與中國的接觸比英國為晚,這也決定了其漢學起步會落在英國之后。當然更為重要的是,誠如一些學者已指出的,在19世紀,甚至直到二戰之前,美國的漢學更多地是效傍英國發展起來的,這也會反映在漢學的基本構架、思路與方法等方面。加之許多重要的漢語文獻已被英人迻譯為英語,也為美國學人提供了甚大的便利。以此而言,至少在19世紀以內,美國漢學在文學史譯介等方面沒有太多可述者。以中國文學為專題的著述目前可見的僅有傳教士羅密士(Rev. A .W. Loomis)所撰的《孔子與中國經典:中國文學讀本》(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Classics: On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ture,1882),此書前兩章介紹儒家的史書及“四書”,第三章介紹了十幾種儒家書寫的文體(含短文、碑志、諺語、格言等),從今天的角度看,大致可歸為一種專題性介紹。[17]此外值得一提的便是衛三畏(S. Wells Williams)在《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dom,1848)中所設的“中國的雅文學”一節,以“四部”為名逐節分述,并列舉了歐洲尤其是德庇時對漢文詩歌、小說與戲劇的英譯情況。丁韙良(William Martin)兼涉文學的漢學著述有《中國人:他們的教育、哲學與文學》(The Chinese: Their Education, Philosophy, and Litters,1881)[18]、《中國知識,或中國的知識階層》(The Lore of Cathay,or The Intellect of China,1901)[19], 二書有一些共同之處,即均將筆墨集中在對傳統中國一般知識體系的介述上,并將文學作為整個體系的一個部分,這與丁韙良長期以來擔任同文館與京師大學堂西學總教席的職務有密切的關系,由此又稱這些文字為“Hanlin Papers”(翰林文集)。丁氏二書的文學介述部分有許多重復的之處,并多聚焦于對各種書寫文體(如詩歌、散文、書信、寓言等)的分類描述上,其目的是使西人對中國文學書寫有一初步的了解。比較特殊的是丁韙良的敘述有三處簡約地提到了孔子的詩學觀,[20]也可看做是美國漢學對中國文論的最初援引。從中也可見,無論是衛三畏還是丁韙良,對中國文學的介述都是被安置在整個大漢學譜系之中的,并沒有顯示出對文學的獨立關懷,因此也不可能進行深入與專業化的研究,這與早期英國漢學的知識取向是基本一致的。

文學史與文論史(廣義的)之間存在著緊密的互涉關系,但從發生的意義上看,后者對前者的依附是更為顯著的,這是因為文學批評與理論的思維客體便是文學活動,無文學的活動,也無所謂有關文學的批評與理論。與之同時,文學作品是普遍可賞的,而文學批評與理論則屬于更為智識化的活動及對深層文學規則的解釋,從而也有賴于更為專業化的投注。也正因此,幾乎所有民族對異國文學的了解均是從文學史(作品)入手的,走在對批評與理論的研究之先。在漢學發展的早期,英美對中國文學一般知識的獲取尚處初步的階段,自然也很難對之做更進一步的要求。就此而言,對文論史的關注,首先還有待于文學史研究的展開、成熟與深化,而這進而又有待于文學史研究能夠從大漢學的框架中分化出來,借此以獲更為明晰的學科界認,并趨之而入能夠精耕細作的專業化軌道。當然,從北美的情況來看,中國文學史研究在20世紀的繁興,既與一般的規律或趨勢有關,比如漢學(東方學)作為一種研究類型受到國家機制的重視與扶持,文學學科的建立及文學研究成為民族教育體系中至關重要的部分等;同時又有一些特殊的助因,比如本地文學創作對中國文學資源的吁求,可觀數量的華裔學者的介入等。正是這些條件綜合在一起,促成了中國文學研究在北美的勃興。

需要在此對美國創作界對中國文學資源的吁求做點解釋。這種吁求主要集中在對漢語詩歌的引介與摹創上,史稱共出現過以“東方精神的入侵”為話題的兩次浪潮,即1910年代發端的以龐德(Ezra Pound)、洛威爾(Amy Lowell)等為代表的“意象主義”(Imagism)運動,與1950年代中始的以W. C. 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雷克斯洛思(Kenneth Rexroth)、斯奈德等為代表的“舊金山文藝復興”(San Francisco Renaissance)運動。

兩次漢詩推進運動通過譯詩、論詩與仿詩等行動,在美國詩壇造成了甚大的影響,已有學者對之作出詳盡的論討,似毋庸喋述,[21]然而擴展地看,其也對美國漢學界產生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需要作出重估。首先是兩次運動翻譯出了大批的漢詩(也包括學院派的譯詩),展示了中國文學的奇跡般創造,豐富了中國文學史的知識譜系,這當然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催發與提升北美場域的文學史研究意識。從隨后的研究看,美國漢學界的文學研究多集中在詩學領域,也可看做是與受到兩次漢詩運動的感染與啟發有關,甚至表現為對漢詩運動的一種側面接應(當然還有其他原因)。漢詩運動推崇的那些詩人如陸機、陶潛、王維、李白、白居易、元稹、寒山、蘇軾、杜甫等也恰是后來美國漢學界選擇研究的重點人物。其次,漢詩運動將對中國詩歌的理解集中在具有突出審美特征的文字意象(前一波)、禪道詩境(后一波)上,也對漢學界文學觀念的轉換有一定的影響,即相比過去對文學譜系的寬泛把握而更收縮了文學的界義范圍(也與美國20世紀初以后的文學觀念轉換恰好合轍),使“純文學”的概念能夠逐步從泛義文學的概念中游離出來,直至確立牢固的地位。另外,無論是意象派詩人還是禪道派詩人,都從自己的經驗出發“讀”出了漢詩中所蘊含的詩學內涵,并用偏于感性的方式對之做出了提煉與總結,比如龐德的“表意文字法”(ideogramic method)等,這些雖然還屬于“文學觀念”的范疇,但對漢詩詩學理論的建構也提供了重要的參照,并會啟發漢學界沿此而對中國文論做進一步的探入。關于后一點,最為明顯的例證是在第一波浪潮之間,張彭春(Peng Chung Chang)受美國著名批評家斯賓加恩(J. E. Spingarn)的約請翻譯出了嚴羽的《滄浪詩話》,這也是因為嚴羽這部著作的思想取向被看做與漢詩運動的理念是相吻合的,[22]盡管此時的文論涉入還是屬于附帶性的。漢學研究界受漢詩運動直接影響可舉的例子非常之多,如著名的陶詩與文論研究者海陶緯(James Robert Hightower,)便是因年輕時受龐德英譯漢詩的感染才決定選習漢學的,哈佛大學漢學教授華茲生(Burton Watson)在60年代譯出了在第二波運動中被推為桂冠詩人的寒山的百首詩歌,[23]1951年譯出陸機《文賦》、60年代撰寫《<詩品>作者考》的方志彤(Achilles Fang)的博士論文寫的就是龐德,葉維廉(Yip Wai-Lim)不僅是第二波運動的親身參與者,也專門撰寫了《艾茲拉·龐德的<神州集>》(Ezra Pound’s Cathay)一書,[24]這也帶動了他對與運動趣旨相一致的中國文論研究。更大而言之,70年代后漢學家熱衷的漢字“意象”研究、漢字聲律說研究等,同樣是在承應龐德等意象主義敘述(并引入了新批評等的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二戰之后,美國的漢學/中國學研究開始升溫,不僅擺脫了歐洲傳統漢學的影響,而且在經一段時期的積累之后取代歐洲而成為國際漢學的中心,中國文學研究作為一專業方向也初步得以確立。劉若愚(James L. Y. Liu)1975年發表的《西方的中國文學研究:當前的發展,流行的趨勢與未來的展望》(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West: Recent Developments, Current Trends, Future Prospects)一文對60年代以來出現的景觀做了描繪,其中包括專家學者、出版物與會議等的大量增加,英語成為主要的工作介體等。其次,也是非常關鍵的一點是中國文學研究已逐步構型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不再隸屬于傳統漢學。[25]關于后面一點,經我們的考察,在1975年之前北美地區的文學研究名家除少數幾位,他如華茲生、海陶瑋、陳世驤(Chen Shih-Hsiang)、白之(Cyril Birch)、夏志清(Hsia chih-ching)等,及聲名初顯的韓南(Patrick Hanan)、劉若愚、葉維廉等均將文學作為畢生研究的專業目標,此種趨勢于75年之后就更為突顯了,學科細化的進程已成為一種研究的常態,使學科發展的驅力大大加強。為此,在60年代,也出現了數種較大跨度的專門研究(如華茲生的三種著作),及用英文撰寫的文學通史類著述與研究輯本。從60年代出版的三種文學通史[26]的面貌即可看出,盡管敘述上還比較表淺,但其梳理均已明確地集中在狹義“文學”的概念上,與早期英人的文學史撰述理念已有較大區別。

也正是在學科獨立與文學史研究升溫的趨勢帶動下,北美的文學批評也始被納入到了研究的日程,當然也可將此視作是文學史研究深化的一種副產品,這也因早期進入該領域的學者基本上都是從文學史研究起步而兼治批評史的。據涂經詒(Tu Jing-I)的回顧,他認為大約從1950年代始,對中國文學批評的研究受到學界的重視,出現了一些重要譯著與論著,這個判斷無疑是正確的。[27]就翻譯來看,像典型的文論著作陸機《文賦》、鐘嶸《詩品》、劉勰《文心雕龍》、司空圖《詩品》等均在此期被譯成英文,并有了相當一批對之的專門性評述與研討。[28]在60年以前,像陳世驤、海陶瑋、方志彤等的文論研究也已達相當的深度。60年代之后(至1975年),除了原來的研究者繼續在這一線上耕耘,新的研究者也始涌入這一伍列,此期專著還甚少見,但論文發表數量卻已大為增多,涉及到批評原典、批評家、批評觀念與概念等方方面面。另一新的現象是出現了以中國文論研究為題的博士論文,包括英國方面也有介入。這些學位論文中比較重要的有麥大維(D. L. McMullen)的《元結與早期古文運動》(Yuan Chieh and the Early Kuwen Movement,1968)、黃兆杰(Wong Sui-kit)的《中國文學批評中的“情”》Ch’ing i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1969)、林理彰(Richard John Lynn)的《作為批評家與詩人的王士禎》(Wang Shih-chen as Critic and Poet,1971),后來此三人都成了英語世界文論研究的中堅。

在此之際,另外一種情況需要注意,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1995年《唐研究》(Tang Studies)上發表的紀念傅漢思(Hans Franlel)一文,認為60年代是美國中國文學研究產生根本性嬗變的時期,而傅漢思在其中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因為“他使他的學生們認識到,這個領域除了重要的漢學家之外,也是由歐洲和美國的主要文學批評家和理論家所構成的?!?a href="file://D:/Desktop/Desktop/%E4%BB%8E%E6%96%87%E5%AD%A6%E5%8F%B2%E8%87%B3%E6%96%87%E8%AE%BA%E5%8F%B2.doc#_ftn29" name="_ftnref29">[29]在這一敘述中,我們見到了一個觸目的字眼:“理論”。其實早先的批評史研究本身也是面對理論的,那么宇文所說的這一理論必然會有所指,即用西方理論的方法來研究中國的文學、文論等。如實地追溯這一進程,60年代中期后發生的一些理論轉向還主要是用某些西方文論來詮解具體的文學史與批評史文本,比如傅漢思1964年撰寫的《曹植詩15首:一個新的嘗試》(Fifteen Poems by Ts′ao Chin: An Attempt at a New Approach),即已嘗試擺脫以“生平和人品”論詩的舊套,將新批評的方法用于解釋文本。[30]在其1976年出版的《梅花與宮女》(The 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Poetry)中,此種用法得到了更為廣泛的推進。用各種西方理論話語來分析文本的做法,至70年代始蔓延于文學研究界,高友工(Kao Yu-kung)與梅祖麟(Mei Tsu-Lin)在1971年合撰的《唐詩的句法、用字與意象》(Syntax, Diction, and Imagery in T'ang Poetry)一文,已能稔熟地用結構主義語義學及新批評等的方法來分析唐詩,進而從形式的層面上厘定出了中英詩歌之間的差異,[31]產生出一種令人著迷效果,并昭示了一種新的研究徑路。再后于詩學研究中有宇文所安、余寶琳等,在小說研究中有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浦安迪(Andrew H. Plaks)等都曾使用新批評、結構主義與敘事學等的方法研究中國文學,由此形成一壯觀的波流。

在一個總體性的面向于理論(或文論)的趨勢中,可以分為幾種方式,一是已述的將中國文學批評與理論的著述、人物、術語、思潮等作為對象的研究(包括譯介),可簡稱為“理論的研究”,主要為50年代之后出現的一種文論研究方式,并以“以史為證”作為其主要的方法(這是我的概括)。第二種是約在60年代中后期出現的援用西方文論具體詮解文學史與批評史的研究方式,可簡稱為“理論的詮釋”。第三種是在進行大規模的綜合之后,從一種理論及一套概念的框架入手來建構中國文論的體系,此種方式主要興盛于70年代中期,可以稱之為“理論的建構”。當然在實際的運作中,有時二、三兩種方式間也存在著界限不明之處。70年代中期以后,北美文論的發展呈現為三種路徑并行發展之勢,但就時序上來看,上述的這一前后交替進程也顯示了文論研究日趨“理論化”的軌跡。我們注意到涂經詒在歸納這些模式時,還加上了一項“文類研究”(genre Theory),[32]這也是60年代之后被漢學界經常述及的。文類學固然也屬于中國文論的一部分,如從曹丕至摯虞、劉勰、蕭統,再至明代的吳訥、徐師曾、許學夷等形成了一特殊的描述系統,但針對原典的分析??杉{入到第一種模式即“理論的研究”中,有些文類研究只是在面對文學作品時有一個初步的劃分雛形,則可歸入文學史的研究中,除非是專對文類進行理論上的辨析或構造,才可歸至后兩種研究模式之內(比如倪豪士的研究),因此,將之看做文論研究中一種特例可能更為合適。

第三種研究方式即“理論的建構”,可以劉若愚《文學理論》(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的出版作為一轉折性的標志,因此也可將1975年看做是第三種范式的確立之年。為將自己的研究構造成一種名副其實的“理論”,劉若愚首先從已有的西方文論中選擇了兩套論述的框架,作為搭建整體性言說的基礎,這也就是韋勒克的三分說與艾伯拉姆斯的四分說。韋勒克的三分說即認為可將所有的文學研究分為文學史、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三種類型,將文學批評看做是指“實際批評”,而將文學理論看做是對更為抽象的一般性原理與規則的研究。[33]盡管劉若愚認為文學理論也有賴于文學史與文學批評的成果,但卻屬于更高層面上的研究。有鑒于過去的批評史研究多滿足于事實的敘述,而乏系統的闡釋,因此而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工作構建出一套具有整體囊括性,同時也對“世界性的文學理論”有所貢獻的中國文論體系。[34]艾伯拉姆斯的四分法屬于在已經分疏出來的“文學理論”的大概念之下建立的既能對文學的基本要素加以區分,同時又能給予各要素相互聯系之解說的一套學說,這些基本要素包括宇宙、作家、作品、讀者,并相應地對稱于四種理論即模仿理論、實用理論、表現理論與客觀理論??紤]到中西文論之間的異同,劉若愚在經過調整之后將之改造為六種理論,即形上論、決定論、表現論、技巧論、審美論與實用論。[35]全書以下的論述也就圍繞著此六論展開(并以更為豐富的西方文論作為附證),從而最終“結構”出一個邏輯完備、轉承優雅的有關中國文論的巨型體系。而根據劉若愚采用的韋勒克的三分法,那么文論研究也就不再被視為文學史研究之下的一個隸屬話題,而是與文學史研究具有平行位置的一個分支學科。這個命題非常重要,即反映了其欲將文論研究從一種混沌不分的文學研究或文學史研究的大格局中區劃出來的明確意識。盡管在美國的文學研究場域中,這種學科劃分的提法很難獲得體制上的支持,但仍頗具觀念上的革創性。

劉若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詩學領域,其所采用的方法,是將宜用的史料從原來的生成語境中抽取出來,分別納入其所預設的理論網構中,以一套經過精心構制的概念來帶動與統合整個敘述。盡管這一工程很難被二次仿效,但是作為一種具有時代特征的范式性沖動,必然也會伴隨有更多的實踐及會帶來擴延的趨勢。比如在敘事文學領域,便有浦安迪在70年代中期以后所做的嘗試,其所構造出的那套“敘事理論”模式,通過持續地援用多種西方批評理論(原型理論、結構主義、敘事理論與小說修辭學等),來探察中國敘事文構成特點,從而在早期小說研究者如韓南、白之、畢曉普(John L. Bishop)、夏志清等所慣用的實證主義模式之外,轉換出了一條研究的新路。[36]在比較詩學領域,則有葉維廉的“模子“(modle)說,以原型論為基礎并設置出各種概念分層,旨在借助一套新的解釋原則為中西詩學之融通提供一攬子解決的方案。[37]高友工在完成唐詩的概念化研究之后,甚至有所放棄“文學理論”的概念,而用更為抽象化、哲學化的“美學”概念來命名與打理自己的學說,遂將陳世驤早期基于文字與具體文本考察而提出的“抒情傳統”(Lyrical tradition)演繹為一種帶有普遍規則性、文化全涵性、歷史貫通性與精神超越性的 “抒情美學”( Lyric Aesthetics)大體系,或其自云的是一種帶有更大整合性的“統一理論”(Unified theory)[38],也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39]。此間其他用“美學”概念來運演中國文論的事例也甚多見,如更為年輕一代中的蘇源熙(Haun Saussy)、蔡宗齊(Cai Zong-qi)等即是。

在此種風氣的導向下我們看到,“理論”的概念在1975年之后開始頻繁地被用之于文論的敘述,許多文章的標題都措用了“理論”的字眼。這種影響也見之于一些選集的編訂,比如宇文所安1992年出版的《中國文學思想讀本》(Reading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雖然批評了劉若愚等以“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為標目從文本中抽取概念以自創體系的做法,[40]但其文集的選目也依然集中在幾種理論化程度偏高的古典文本上,明顯地是以“理論”而非“批評”來鑒別文本的價值。與之同時,過去在原發性批評史上罕有論及的專著《文心雕龍》不僅成為漢學研究的第一大熱門,探者如云(與中國此期的情況也相一致),而且其地位也被提升到壓倒其他一切批評性言述的高度。比如高友工在其《中國抒情美學》的長文中以為中國文學批評的進步是與對理論興趣的增長聯系在一起的,并終至《文心雕龍》的出現完成了對“總體文學理論”(total theory of Literature)的建構:“確切而論,《文心雕龍》既是中國文學理論史上第一部紀念碑式的作品,具有諷刺地,也是最后一部作品?!?a href="file://D:/Desktop/Desktop/%E4%BB%8E%E6%96%87%E5%AD%A6%E5%8F%B2%E8%87%B3%E6%96%87%E8%AE%BA%E5%8F%B2.doc#_ftn41" name="_ftnref41">[41]而該作的力量,源于其試圖從總體上(totality)處理文學現象的勃勃雄心。早期與高友工合作撰文的梅祖麟在一篇回憶文章中也提到他們在70年代進入文論研究時,最為崇尚的兩部中西著作便是劉勰的《文心雕龍》與弗萊的《批評的解剖》,并均可以“體大思精”稱之。[42]進而,《文心雕龍》也被作為一種最高的標準用以反思中國文論批評形態之不足的依據,其中加拿大學者葉嘉瑩的論述就很有代表性,如其在70年代完成的《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一書中,即以為“除了一部《文心雕龍》略具規模綱領之外,自劉氏以后一千多年以來,竟沒有一部更像樣的具有理論體系專門著作出現”,其他都屬“體例駁雜”之作。[43]探其原因,即最終可歸于中國傳統中缺乏西方固有的理論思辨能力與習慣。即便如劉氏之作,其能成為一種體系化的煌煌巨著,也還是因于作者受到了外來佛典思維的影響,而其不足,比如批評術語的“意念模糊”等,則與作者的本土性習慣思維有關,由此推論,王國維的詩論同樣呈現出優劣二分的特征。[44]而最終的結論,則是期盼中國學者能積極借用西方理論的精密工具,打造出本土的文論經典。

 

(三)余論

借助以上的追溯,大致可對中國文論研究在英美的展開歷程有一概覽,這個歷程由兩大進階構成,從外部來看,表現為從大漢學至文學史研究,再至文論史研究的進階;從文論研究內部看,則又表現為從“理論的研究”至“理論的詮釋”,再至“理論的建構”的進階,兩大進階又共同刻繪出了一條文論獨立與“理論”自身不斷攀升的運行弧線,從而展示出了在英美的漢學語境中中國文論言說譜系逐漸構型的歷史。當然,這種單線式的描述還僅是就一種趨勢而言的,并不代表實際場景中所發生的全貌,也并不等于在某一階段,比如說在第三階段上就不存在著前兩種模式的研究,而是各種模式仍然均有自己的進路,并一同構成了70年代后的文論繁榮。與之同時,從文學史中徹底分化出來的提法也只是一種理念的倡導而已,實際的情況卻是更為含混與多樣的,此外,既然在英美的學術建制從未出現過“文學理論”這樣一種學科安排(像中國那樣),那么文論研究與文學史研究兼治的情況也是普遍地存在于多數學者身上的,與之同時,文論研究也始終只是作為一種獨特的“話域”,而非獨立的“學科”處身于文學研究的范疇之中。

英美文論研究界的理論闡釋與理論建構活動在大約經歷二十多年之后,至90年代中期后已趨降衰,這與這些模式在學理上的局限及整個北美的學術風氣轉向皆有關系,后者主要表現為以“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為代表的各種新探索在近年的涌現。這也已為許多漢學家所述及,遺憾的是國內對之的反應還略顯遲鈍,因此在介述時難免出現夸大70-90年代研究的現象。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理論是沒有意義的,只是目前的研究所依據的是一種新的理論形態及被語境的論證有力限定的探索。鑒于篇幅,關于這一新趨勢對文論研究帶來的影響,只能允我在另文梳理。

 

                                       原刊于《中國文化研究》2013年4期



※ 此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項目“海外漢學與中國文論”(08JJD751070)的階段性成果。

[1] 德庇時在19世紀初曾曰“中國文學在英國的發展幾乎完全是本世紀的事,……直到上(18)世紀末,還找不到一個懂漢語的英國人”參John Francis Davis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England”, Chinese Miscellanie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and Notes, London, John Murray, 1865, p50.

[2] 關于這一敘述可參魯惟一(Michael Loewe), “The Origins and Growth of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K”,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No.7,1998.

[3] 參魯惟一,“The Origins and Growth of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K”.

[4]John Francis Davis, Chinese Novels,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s, London, John Murray, 1822. 該書本為中國小說等的一個選集,然在書前有一50 頁的長序“Observations on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除介紹中國小說的特征之外,后半部分轉向論述漢語語法的問題,其中也多涉及馬禮遜有關漢語音韻學的論述,并提到沈約的“四聲說”。

[5] John Francis Davis,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 London, Asher and Co., 1870, p1.原文發表于1829年。

[6] John Francis Davis,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 pp25-28.

[7] W. H. Medhurst, “Chinese Poetry”, The China Review, Vol.4 no.1, 1875(Jul).

[8] James Summers, Lecture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London, John W. Parker and Son,1853,p11.

[9] Robert Kennaway Douglas,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China, London, Trübner & Company,1875,p76.

[10] 偉烈亞力事實上也注意到此問題,因此在介紹這一部分時也解釋到: “…Chinese Literature Termed 集 Tscih, may be not inaptly designated Belles-lettres, including the various classes of polite literature, poetry and analytical works.” A. Wyli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first edited in 1867; Reprinted inShanghai,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12, p225.

[11] A. Wyli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pp243-244.

[12] 在選編與翻譯文學之外,翟里斯其他方面的著述還有20多種,借此可見其絕非以文學研究為專長。

[13] 翟里斯對“文學”的概念有些分疏,比如以“miscellaneous literature”,“ classical and general literature”兩個概念來概括不同的品類,但是像《四書》、《五經》等仍在其列目中,又如一些更為泛化的著述如法醫學著作、《本草綱目》、《農政全書》等均有專節介紹,可見其文學概念仍比較混雜,這與當時英人對文學概念的理解直接相關。Herbert Allen Gile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andLondon,1901.

[14] Herbert Allen Gile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p179.

[15] 此后出現的如L. Cranmer-Ryng(1909), J. L. French(1932), C.M. Candlin(1933)等的譯文也都是將之作為詩而非詩論收入的。 

[16] 這種實用主義傾向均可從上述德庇時、蘇謀事與道格斯著作的引言中見到,反映出了近代殖民主義的核心理念。而此種傾向的長期延續,也為英國的許多的漢學家如阿瑟·韋利等論及并有詬病,最尖銳的批評可參Timothy Hugh Barrett,Singular Listlessness: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London, Wellsweep, 1988.

[17] Rev. A .W. Loomis, 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Classics: On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ture, San Francisco, A. Roman, Agent, Publisher ; Boston, Lee and Shepard, 1882.

[18] William Martin, The Chinese: Their Education, Philosophy, and Litter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81.

[19] W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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