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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威廉的鄉村暴力史研究著作《紅雨》中譯本出版

來源:譯研網 作者:時間:2014-01-11 10:11

 

美國漢學家羅威廉具有爭議的著作《紅雨:一個中國縣域七個世紀的暴力史》中譯本近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書按照長時段理論,研究了從元末農民大起義一直到20世紀三十年代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湖北麻城的社會暴力問題。這種“長時段”和小地域的結合使得這本書挑戰了一般著作的歷史分期,由點及面地透視中國政治社會變遷,并暗示暴力具有超越朝代和政權的恒久性。作者對麻城地方史的細致研究,也使得本書深化了前人對地方社會的認識,在敘事中凸顯出各階層對暴力的感知,早頗具張力的氛圍中給讀者展示出了一幅精彩的歷史畫卷。

羅威廉William T.Rowe),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系教授,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當代美國著名漢學家之一。主要研究方向為東亞史、城市社會史。著有《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1796-1889》和《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沖突和社會共同體,1796-1895》,《救世:陳宏謀與十八世紀中國的精英意識》、《紅雨:一個中國縣域七個世紀的暴力史》。

      關于羅威廉這部著作的商議性評述,可見王笛發表在《中國圖書評論》(20081期)上的文章《尋找中國革命的歷史土壤》。另易鑫羅威廉的中國城市研究著作也有較詳述評,特將后文摘登如下,供學者參閱。

The western experience and historical reality in China study——A report of the book

Yi Hsin易鑫
 
  一、作者

  羅威廉(Williams T Rowe)受業于韋慕庭(C. Martin Wilbue)教授、詹姆斯·波拉切克(James Polachek)教授和黎安友(Adrew Nathan)教授,[1] 現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美國《晚期中華帝國》(Late Imperial China)雜志主編。其實,羅威廉教授的正式頭銜是John and Diane Cooke Professor of Chinese History ,他同時也是美國《現代中國》(Modern China)和《城市史雜志》(Journal of Urban History)的編委。[2] 在美國的中國史學界,羅威廉教授可謂是一個多產作家,迄今為止共出版了四本專著,而且每本都是大部頭。他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關于漢口的兩部名著被公認為里程碑式的研究,另外,分別于2001年和2007年出版《救世:陳宏謀與18世紀中國的精英意識》(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和《紅雨:一個中國縣七百年的暴力史》(斯坦福大學出版社)。[3]
  
  二、主旨

  晚期中華帝國是一個停滯的社會,這在西方和中國都是十分流行的觀點。黑格爾的一個無歷史的文明、馬克思的密閉在棺材里的木乃伊、以及中國史家的閉關自守無一不是這種認識的反映。然而,羅威廉教授是針對這種觀點的最尖銳的批評者之一。1984年和1989年,他在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1796-1889》和《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沖突和社會共同體,1796-1895》,以堅實的資料和嚴密的論證,證明了馬克思·韋伯所謂中國沒有形成一個成熟的城市共同體的論斷是對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極大誤解。在1993年于承德召開的中英通使二百年學術討論會上,他以最強的措辭與《停滯的帝國》的作者、法蘭西研究院院士阿蘭·佩雷菲德(Alain Peyrefitte)進行了交鋒。羅威廉的著作集十余年研究之心血,無論從學術水平還是從篇幅規模而論,均可稱為巨著,可以說是他對停滯論的一強有力的回應。[4]

  全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PART 1The emporium囊括前六章,分別為:1、Hankow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2、The trade of hankow;3、The salt trade of Hankow;4、The tea trade;5、Credit and finance in Hankow;6、The state and commence。第二部分(PART 2Urban social organization由后四章組成,分別為:1、Local origin an immigrant city;2、Guild structure;3、Guild function;4、Guilds and local power。該書是羅威廉教授在哥倫比亞大學做博士論文時開始的關于19世紀漢口的兩部分研究的第一部分。兩本關于漢口的著作是連貫的,上部介紹了晚清漢口的相關情況,主要討論了漢口的商業和行會及其相關問題,下部的關注中心的漢口的社區沖突。作者關注漢口的原因是“Hankow was a notoriously violent place; nevertheless, it was also remarkable for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temptations to divisiveness and conflict were overcome, and to which the city genuinely worked as a social unit. It is this aspect of local history that I have chosen to emphasize here.”[5] 漢口作為中國內陸的一個城市不同于上海和廣州,由于西方勢力進入得較晚呈現出相對別樣的發展態勢,正如書中所要探討的一樣,在西方勢力進入以前,漢口已經發展到了晚清中華帝國城市化的最高水平,而并非是韋伯及其信奉者所認為的那樣的一個停滯的、缺乏活力的城市。作者選取了漢口貿易中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商品和行貨進行了細致而深入的分析,并指出“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 was not stagnant, listlessly awaiting the shock of foreign irritants against which to react or foreign models to emulate. When it came, that shock was real. In Hankow, it was first severely felt in the 1890’s, and the resulting changes in all aspects of the city’s life were enormous. But during the preceding century, Hankow society had also been changing, along a course dictated by the internal logic ofChina’s ow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Nearly all the specific changes identified in this study can be explained independent of the arrival of the West; to the extend that the Western presence was felt in the city after the opening of the port in 1861(and perhaps even before that year),for the most part in simply reinforced these ongoing trends.”同時,還將漢口在西方進入前的社會變化總結為四個方面,即“commence, personal identity,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organization.”。[6]

  在上篇述及行會時,羅威廉教授列舉的四個具有代表性的藥材貿易行會、木材貿易行會、茶葉公會、錢業公會和鹽業公所,并指出了其共同而又相異的地方。共同之處在于在商業發展中,漢口聚集了大量外地商人,在激烈的競爭中,同鄉會組織盛行,而隨著商業利益的趨勢,這種同鄉的行會組織逐漸被同業的行會組織所替代,也是經歷的業緣取代地緣的這一過程。不同之處在于1、藥材、木材貿易行會的成立是為了解決同業間的厲害沖突而擴大行會組織的;2、茶葉公會是為了茶商的共同利益(即抗英斗爭)而組建而成的;3、錢業公會的主旨是發展商也和穩定金融市場;4、鹽業公所在太平天國后期對社會重建和繁榮漢口商業中起著重要的作用。[7] 通過對行會的考察,羅威廉教授得出來一個結論:“during our period a process of privatization was under way in the commercial life of Hankow.”[8] 指出在商業活動中,國家已被排除在制定規范貿易各方之制度的權威之外,然而國家與商業、官員與商人之間的聯系是相當復雜的。關于帝國的商業政策,已有的學術觀點可以分為四種傾向,羅威廉教授將其命名為:抑制、忽視、勾結鼓勵。通過對運輸稅、官方經紀人(即牙行)、商業稅收、湖北省的商業政策和官商利益五個方面的考察,認為更多地材料證明了晚期中華帝國的商業政策鼓勵的成分居多,政府更加愿意與商人建立起朋友關系,當然也是有著他們的考慮到,商人首先是追逐利益的,而國家則更多地考慮社會和諧和盡可能攫取最大利益維持帝國的開銷。由于國家的稅收鼓勵政策,商人一方面廣泛地介入商品貿易,然隨著西方競爭者的壓力增大,政府施加的負擔越來越多,官商之間的關系也日益緊張,這種長期的不滿情緒影響了對王朝的忠誠,也埋下了日后反滿革命的種子。

  下篇在關于城市的社會組織的討論中,作者似乎著墨更多于漢口發生社會變化的原因,重點分析了移民城市漢口居民的地方認同感,行會結構、行會功能以及行會與地方權力。首先,在論及地方身份認同時,引用羅伯特·梅爾森(Robert·Melson)和霍華德·沃爾普(Howard·Wolpe)在《現代化和地方自治主義政治:理論探索》一文中關于文化各層級的觀點,認為共同的變革使得社會身份逐漸層累而不是替代。正如日本社會學家指出的那樣,中國人認為不可能再幾個群體中決定哪個群體是最重要的。只要群體性質不同(就像出身身份和特意選擇的漢口地方身份),中國人就看不出有什么矛盾,認為同時屬于不同的群體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施堅雅所指出的在城市居住的幾代時間內,家鄉的特征還是很明顯固然是一個事實,然而背后的原因卻是經濟利益的驅動。作者指出,從他們(漢口行會)參與各種慈善活動和公益事業中,至少可以看出,他們越來越認同自己的客居地方身份。但是,至少是為了一些功利目的的,如找工作或獲得城市里同鄉的物質和金錢幫助,多數本地的漢口居民仍和家鄉地區保持聯系。[9] 隨著商業經濟的發展,行會的結構和組織也發生著變化,主要呈現出以下四種趨勢:1、在新建立的行會中,越來越傾向于以同業取代同鄉作為吸納成員的標準;2、在現存行會中,成員的標準放松了,在地緣與同業兩方面都放寬了限制;3、越來越頻繁地合并成為復合式行業組織;4、合并為復合式地緣組織也變得更為經常。[10] 發生這些變化的原因作者認為是:1、鄉土觀念與鄉土聯系正在弱化;2、組織理性化發揮著重要作用;3、商人在帝國晚期市場上累積的經驗。與行會結構發生變化同步發生的便是行會功能的變化,作者將行會的社會功能歸結為四個方面:1、文化功能;2、商業功能;3、團體功能;4、社會服務功能。而這些功能并非一成不變的,隨著商業和組織的發展也在發生著變化和日益完善,如從最初的同鄉會間的相互競爭到后期的共同繳納會費以維持行會的公共開銷。但從作者所引用的大量事實材料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到,這些功能全部是為了行會的商業利益服務的,如漢口官煤船戶公所定期聚會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祈求其業主神保護他們的安全,并賜福給他們。又如山陜會館之所以把關帝廟宇建得富麗堂皇,照他們的話說便是試圖向來自全國各地的商人群體展現本行會信奉的神有著非凡的偉力。這些所謂的文化功能,其實是一種商業宣傳的手段,我們只能說,這些做法客觀上起到了重塑文化象征和弘揚地方文化的作用,而并非其投資于此的主要目的所在。包括行會對社會的捐助,我們也可以視為一種自我保護的手段,由于贊助了地方公共設施,行會便成為了社區與官方之間的媒介,原因即如羅威廉教授所指出的漢口行會之所以承擔起街區為中心的慈善責任,另一個原因是由于它是所在街區地產的所有者,[11] 而這些社會捐助還呈現出擴散趨勢,從某個社區擴大到整個城市,從某一具體公共事業擴大到社會各項公共服務上。

  組織的發展及其功能的多元化,也意味著漢口行會逐步發展為一種地方力量。隨著行會對社會經濟、生活的介入的深入,其非正式合法的權力越來越大,在社會的許多方面發揮著影響,在行會內部自不待言。尤其在太平天國過后,行會所捐助的慈善項目填補了帝國地方行政的許多空白。一方面,行會出于保護自身利益的考慮,另一方面也通過此舉來得到官方的保護。例如,它們往往給那些可以向他們提供通往地方和省級官府的特殊途徑的、地位較高的會外贊助人,授予會首老爺之類的榮譽頭銜。[12] 從官員的角度看,與漢口行會保持一種良好的關系,事實也證明有多方面的益處。因為,早在19世紀初,行會及其他民間力量就已經擔負起社會協調與社會福利功能,因為在白蓮教起義以及隨后的丘陵山區不斷動蕩的雙重打擊下,當地官府與湖北省府早因財源枯竭而衰弱不堪。

  在邏輯嚴密的討論和分析中,作者得出如下結論:正如韋伯所認為的那樣,城市自治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必要前提,大量事實證明在19世紀的漢口這種決定性變化已開始起步。明確的城市意識到興起,自我覺醒的階級差別的出現,經濟領域中商人集體自治的不斷增加,在非經濟事務方面商人越來越多地承擔起官方或半官方性質的責任,凡此,都顯然有利于在城市領導集團中形成資產階級。這種初生狀態的資產階級是在一個本質上屬于前工業化、而只是受到很少西方影響的環境中誕生的。”[13]

  三、學術影響

  愚以為評價一本書或一位學者的學術影響,主要具體考察通過他的研究1、是否使得學術界的某一問題得到解決;2、提出了新的問題;3、開辟了新的學術領地;4、提供一套切實可行的新分析手段和新理論;5、激起一定范圍的學術爭鳴和討論。下面,筆者擬從以上幾項標準來探討羅威廉教授關于漢口的著作產生的主要學術影響,由于受眼界和水平所限,評價難免偏頗,故任何判斷皆基于所接觸的材料。

  馬克思·韋伯認為一個中心地要成為城市,必須具備超出行政首府的功能,需要表現出如下特征:1、一個防御工程;2、一個市場;3、一個法庭;4、相關的社團組織;5、至少是部分的自治與獨立,因而有一個由市民參與選舉產生的行政機構。[14] 而羅威廉教授的研究目的是描述一個在全面效法值得懷疑的西方模式、進而偏離其固有發展道路、進入一個泛文化的城市歷史發展階段之前,中國城市的本土化發展達到最高水平的地方,希圖更準確地認識城市在人類歷史上的作用。[15] 針對韋伯對中國城市的錯誤判斷,作者用大量事實證明了漢口在1796—1889年間產生了城市共同體,而官方對城市自治團體的控制亦不像韋伯所強調的是處于中央政府始終嚴厲控制之中的。另外,韋伯認為習慣法與集體行動的方式抑制了中國城市的發展,城市的發展仍超不出血緣和地區性行會的控制,羅威廉則指出漢口的地方認同感歷經了一種變化,通過分析漢口移民的地方來源與行會結構,得出來作為漢口人的身份認同的增強和長期以來的原鄉情節逐步消退的結論。與此同時,行會結構也在日益繁榮的商業活動和激烈的競爭中發生變化,首先是鄉土區域間的邊界消融,隨后則是不同行業的聯合和合作,最后演變成若干綜合性的行會,并承擔起大部分社會管理的功能。羅威廉的研究與馬克思·韋伯關于中國城市的判斷形成了對等待學術對話,結合漢口近百年的歷史再現了面年間漢口城市組織和社會的變化,回應了西方長期以來形成關于晚清中華帝國的某些成見,并提出自己的學術見解。

  在書的緒論部分,羅威廉教授提出了在他的研究中所要解決的問題,指出中國的城市情形如何?他們與西方城市有何不同?它們可以被看作真正的城市,還是更接近于歐洲中世紀俄早期的非城市城堡?中國與西方社會發展的不同道路又會給它們帶來哪些不同的影響?”[16] 顯然,這些問題的設問方式都是基于作者懷疑以韋伯為代表的一派西方學者對東方社會的固有看法,并在研究中一一加以回答。

  朱英指出就市民社會理論運用到中國歷史研究的成果而言,美國學者取得的成就及影響最為突出。[17] 雖然存在著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美國學者對該理論在歷史學領域里運用的反思力度是相當深刻的,而羅威廉、瑪麗·蘭金以及蕭邦齊等人是較早運用該理論進行研究的美國學者,其學術影響力不容小覷。就國內學術界的反應而言,朱英認為受市民社會理論影響而形成的社會與國家這一新的理論分析框架,已越來越多地應用于近10余年的中國近代史專題研究之中,不僅為中國近代史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視野,而且彌補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薄弱環節,同時也開辟了某些新的研究領域,對于推動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全面深入發展產生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對這一理論分析框架的應用還需要更進一步加以完善,從社會與國家的新角度開展對中國近代史更多相關專題的實證研究也有待進一步加強。早在1997年朱英推出50萬字的巨著《轉型時期的社會與國家——以近代中國商會為主體的歷史透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率先在國內提出了國家社會的理論分析框架,而此前的1995年,馬敏的《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華中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也就清末民初的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提出了獨到的看法。有學者認為,上述兩部著作加上王笛在《歷史研究》雜志1996年第1期發表的論文《晚期長江上游地區公共領域的發展》標志著國內近代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正式展開。[18]

  美國的中國近代史專家魏斐德對羅威廉著作提出尖銳批評,主要集中在羅著中關于漢口行會的自主性、地方認同的強化、政府的行政干預、公共輿論問題以及書中表述的前后矛盾之處,不過在開創性方面還是肯定了該書的學術貢獻,正如魏斐德所言:為了公平地評價該研究理路,還是應該將該成果放到具體的歷史語境中考察。”[19]Kaplan Edward H. 在關于羅著的書評中提到:“Rowe has crafted a solid piece of scholarship, using all the relevant Japanese and Chinese secondary works(although freeing them of their Weberian and Maoist-Marxist matrixes) as well as an enormous vilum of primary source material, both Chinese and European. He and his fellow revisers of Weber have now made it impossible for us to blame the peculiarities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s hobbled industrialization on some sort of ‘Orientally despotic’ distortion of her pre-twentieth-century cities, thereby clearing the way for some new explanation.”[20] 許紀霖比較贊同羅威廉的結論,認為有關公共領域的爭論以及哈貝馬斯的理論是否可以作跨文化的應用,這些爭論所涉及到的,是一個更為后設的問題,即中國與歐洲在歷史上對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和公私觀念的不同理解。國家與社會、公與私,在歐洲的歷史之中,是一個自明性的概念,國家與公相聯系,社會與私相關聯,二者之間從古羅馬時代起在法律觀念上,就有著明確的界限。到中世紀中期,隨著自治城市的產生,出現了相對獨立于國家權力的市民社會和資產階級,并在私有財產的基礎上出現了麥克弗森所分析過的占有性的個人主義。 然而,在中國的歷史中,國家與社會、公與私的概念并不是自明的,其界限也十分模糊。一般而言,以普世王權為核心的帝國政治系統,屬于國家的范圍,而以地方宗法家族所組成的民間社會,屬于社會的空間。不過,這二者之間并不構成歐洲那樣清晰的二元空間。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古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儒家士大夫扮演了將國家與社會整合為一的中介功能。 與此相對應,傳統中國的公私觀念是一個道德評價性的概念,其法律界限相當模糊。正如費孝通所說,在中國人倫關系中的差異格局中,公和私是相對而言的,取決于個人所代表的相對利益。比如為家族爭利益,對于國家來說他是私,但對于家族自身來說,又代表著公。中國的所謂公共領域的特點是地方紳士不議論朝廷國事,所關心和從事的地方公共事務的管理,比如賑災、慈善、消防、水利等社會經濟事務的實際管理。由于國家的資源和權力有限,地方紳士對這些公共事務的自我管理也得到了地方官員的鼓勵和支持。它并不是與國家對峙的公共空間。相反地,是一種國家權威的社會性設置。它建立在地方性與團體性基礎之上,而不是像歐洲的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那樣建立在對個人權利與私人財產的保護上。換而言之,在19世紀的中國,雖然有士紳公共領域,卻沒有歐洲那樣的市民社會。它更多強調的是地方士紳的公益精神,而非捍衛私人權益。[21] 楊念群也就羅威廉教授所論及的話題進行了反思,指出美國的中國學家并非全盤照搬歐洲傳來的理論,在分析漢口城市結構時就采用了公共空間Public Space),僅一詞之差,便為中國現代城市的功能研究開辟了一條新路。于此相反,國內的城市史研究基本處于條塊分割式的功能分析階段,習慣把城市切割為政治、經濟、宗教等互不相干的幾個部分,卻看不出城市在現代社會發展中各種因素之間的復雜關系。[22] 行龍在《人口流動與近代中國城市化研究述評》一文中指出,羅威廉關于漢口的研究將城市人口作為重點首先進行了討論,涉及到漢口城市人口總量、人口移動、人口異質度增強等問題,以便展開對其沖突與社區主題的討論。還以漢口為個案深入探討了八、九十年代以來風靡美國漢學界的市民社會公共領域范疇,正如楊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樣:羅威廉的漢口研究以史實勾勒出了一幅國家向社會公域讓渡權益的斑斕畫面。”[23]

  夏明方認為,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風靡一時的市民社會理論則為人們重新發現中國基層社會的近代性增添了新的動力。它之運用于中國歷史研究,首先是由美國漢學界從1980年代開始的,因其與大陸幾乎同時興起的近代商會史的研究旨趣頗有相契之處,故而在1990年代初期剛一傳入大陸即引起較大的反響,并由商會組織迅速擴展到文化教育、慈善救濟、醫療衛生、市政建設乃至茶樓酒館、街頭聚會等城市公共生活的各個方面。[24] 同時也提到,真正將羅威廉路線貫徹到底的大陸學者,非史界新秀余新忠莫屬,盡管他也是在另一種變通的語境中完成這一任務的。根據相關的論述,他事實上是要表明這樣的觀點,即上述研究的倡導者和批評者均過于關注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緊張與對抗,只不過一個是從這種對抗之中竭力搜尋以西方價值標準來衡量的自由民主精神和力量,一個則是從它的反面,即社會力量的壯大并不構成對國家真正的對抗這一判斷中,對自由民主力量的存在表示懷疑和否定,所以他們都對究竟什么真正是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缺乏深切的體會。[25] 

  綜上而言,羅威廉教授對漢口的開創性著作一方面體現了美國對中國地方史研究逐步從民族志式的社區研究方法向文化分析的路向轉進,[26] 另一方面也開創中國近代地方史研究的新角度。在實證分析漢口的行會的基礎上,試圖挑戰馬克思·韋伯等為代表的西方長期以來形成的中華帝國靜止觀,同時也希圖回答了長期困擾學界的中國有無公共領域等重大理論問題。盡管有著諸多的質疑與批評,通觀這項研究我們既可以看到作者扎實嚴謹的史料功夫(雖存在對史料誤讀的現象),也能體味到其宏大的理論報復,而且在羅威廉教授之后,不斷的實證研究或完善這一研究路徑,或開辟新的研究領地,在學術界的影響不容小覷。

  四、體會

  之所以將此次讀書報告的標題定為《中國研究領域中的西方經驗和歷史事實》是有一個心理預設的,因為在平時的讀書和思考中,總碰到諸如趨新、尊西等字眼,總是陷入一種懷疑和矛盾的境地中,受到柯文的中國中心觀的影響(或許更多的是受到羅志田老師《發現在中國的歷史》一文的見解影響),不由地追問近代以來中國的歷史事實是否如諸多西方史家所描述的那樣?我們歷史的走向是否必然地走向西方所經歷的那條路?同時,也看到在美國的漢學界關于中國的研究也存在著激烈的論爭與交鋒,各執一詞,似乎都言之成理,學術成果推陳出新,頓時想起了晚清赫德的《局外旁觀論》,驚嘆于西方人對于我們的歷史和文化的了解已經到了如此深刻的地步。如劉東在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那套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的總序中感嘆的那樣,現在我們所面對的文明不再是某個粗蠻不文、很快就將被自己同化的、馬背上的戰勝者,而是一個高度發展了的、必將對自己的根本價值取向大大觸動的文明。

  徐中約先生他在最后一版《中國近代史》的最后一段話是這樣說的:通過改革,一種中國式的,有節制的民主政體將應運而生。如果它是某種類似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學者和政治家們所追求的那種政體——中西文化精華的結合,完全現代化的同時又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它一定會為大多數中國人所接受。”[27] 徐先生以一位華裔史家獨有的情懷,對中國歷史的發展走向做了如上總結,雖然不一定為大多西方人所接受,不過至少部分地解決了我些許疑惑。因為從羅威廉教授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歷史的研究已經盡力在向事實的方向靠攏,至于其他方面的目的,則至少是基于事實的基礎上的。

  希望通過閱讀西方歷史著作來思考知識背后的東西是這次讀書報告的另一個目的,因為任何知識都是源于對現實的思考,就市民社會這一論題而言,西方學者如洛克、黑格爾、哈貝馬斯等人對市民社會的理解和解釋或多或少都是出于對現實的關注,并最終影響現實的。如洛克從自然法的角度闡釋市民社會的內涵是與當時所處的自由主義思潮相一致的,黑格爾則與洛克相反,強調了國家的強力和對社會的制約,不妨從他的生平了解其理論背景,他晚年是一個普魯士愛國者,是國家的忠仆,安享公認的哲學聲望;但是在青年時代他卻藐視普魯士而景仰拿破侖,甚至為法軍在耶拿的勝利而歡欣。哈貝馬斯則對公共領域轉型的研究更多的關注點則是對資本主義現實政治的批判。在對市民社會與國家關系的研究和探討中,大陸和臺灣雖然都力圖打破往昔的自上而下的精英式的思維路向,但重心卻不盡相同,大陸表現為對新權威主義民主先導論的精英式思路的批判而主張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互動的觀點;在臺灣則表現為對傳統自由主義的不動員癥性格的批判以及對傳統左派階級化約論的質疑進而力主以人民為基礎的自下而上的抗爭。[28]

  下面具體到羅威廉教授的研究談幾點感受:

  1、鄧正來指出,大凡援引西方市民社會模式的論者,無論是取市民社會理念的批判向度,還是取此一理念的實證經驗向度,都有意無意地試圖在中國的歷史和現狀中發現或希望發現西方市民社會的現象。這種努力的最大特征之一便是預設了西方市民社會的歷史經驗以及在其間產生的市民社會觀念為一種普世的、跨文化的經驗和觀念。[29] 我們在使用現代化框架時常常出現倒果為因的現像,[30] 例如將西方現代化發展的結果當作中國尋求發展的原初因素和動力,民主政治的改革也是如此,常常本末倒置地將西方民主發展的制度當作中國學習效仿的對象,而不去從現實和學理上考察和批評產生這種結果的原因。那么在羅著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作者希望在18-19世紀的漢口歷史中找尋與西方相類似的蹤影,但好在作者并不僅僅滿足于此,還詳細討論了這種類似西方因素的中國事實發生之原因和變化,這是一種倒放電影的在歷史上尋找東西方的相似之處,雖然作者在結論中解釋道:我們在過去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未能找到我們認為是進步的指標,可能僅僅意味著那些指標只是西方發展道路上的獨特指標,或者我們對這些指標所作的界定過于狹隘。同樣,我們所界定的理性化和現代化過程也可能只發生在其各自擁有特性的文化情境之中。”[31] 但是,在做這項研究之前的理論預設和原初動機卻暴露無遺地指向了西方歷史經驗的示范作用,這種因果倒置的現象不僅在羅威廉教授的研究中有所體現,也不僅僅在結論的闡發中露出痕跡,同時,在對歷史事實的解釋中也有強烈的西方價值烙印,如對太平天國運動和白蓮教起義等的敘述。

  2、前文已經述及,羅威廉教授關于漢口研究最大的學術貢獻或影響不在于提供了對漢口研究的歷史知識,而是將西方曾經風靡一時的公共領域理論運用到歷史研究領域并開創了城市史研究的新路徑和視角。第二點要談的便是西方理論在中國史研究中的運用問題,因為作者的實證研究有了理論上的報復,同時也選擇了馬克思·韋伯最為主要的辯論對手,也產生了比較廣泛的學術影響,這提醒我們,日后的歷史研究將走上一條社會科學化的道路(至少在現階段的學術體制和西方文化霸權影響下),至于傳統的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漢書·藝文志》)的歷史寫作還有無出路則超出了筆者能力所能討論的范圍。我們看到,嚴復以及后來的五四學人在引進西方知識時有意地進行過濾(我曾在一篇習作中提出觀念的嫁接這一思考),使之成為適合中國實際的、可以為國人所易于接受的內容,并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的歷史現象似乎今天依然存在于學術界。但在羅威廉的著作中,也對公共領域理論進行了改良,王笛教授指出,羅威廉也意識到了研究中國的歷史學家對哈貝瑪斯概念的使用恐怕并不會得到認可, 他以英文public sphere作為在中國社會中有很長的歷史的的領域的對應詞,力圖以此概念為契機從一個新角度解釋中國近代的歷史。而他自己的研究也是嚴格限制在處于之間的公共事業,而不是研究西方概念中的公共領域。[32]

  魏斐德認為把哈貝馬斯資產者公共領域的模式機械地套用于中國歷史經驗的做法無論是有意或無意都會導致某種目的論暗示,以及對含義兩可的材料做片面的解釋。[33] 羅威廉承認中國沒有相似的歷史以及在晚清帝國中構設出任何類似市民社會的形態上極不可能的,并回應到由于各種譯法的不同,中國史研究中對的研究還是一片空白,于是港臺的一些研究者便使用了市民社會、民間社會、公民社會以及文明社會等不同譯法的詞匯來表達這一概念。通過對晚清帝國的一些社會經濟特征與早期西方現代市民社會產生的相同的制度性因素進行比較后,認為在一些個案中,中國與西方的經驗顯示出來驚人的相似,而在另一些個案中,則是不同的,但是并不能證明任何西方政治文化具有優越性的觀點為正當。”[34] 黃宗智敏銳地看到,在羅威廉的論文里可以看出一種新的傾向在涌動,他不再是單純地搜尋清代與近代西方的相似之處,而是關心起兩方的差異。此一取向已足夠清楚:即原先導知道模式現在卻可能成為理論批判斷靶子。而這樣做的優點在于不僅凸顯了表象異同點問題,而且突出了哈氏分析的深層方面。[35] 黃宗智給予我們一個有益的提示,即與其運用西方理論來探討中國歷史的具體事實,使得我們的研究成為某個理論的地方性注腳,不如對該理論進行一番地方性的深化和拓展,這樣的做法似乎于學術進步更有益,于個人學術成果更突出。其實,這也是羅威廉教授著作寫作的一個策略,即對馬克思·韋伯關于東方城市的觀點提出質疑和反駁,在一番實證研究之后提出自己的見解,并在不斷的討論中完善和補充。

  3、收獲:曾經在本科階段與同學討論過城市的歷史積淀問題,認為中國現今所謂的較發達城市都是西方殖民過的,通讀羅威廉教授的書后才基本解決了這一疑惑,過去似乎忽視了西方殖民前中國城市的發展以及一系列變化(也就是費正清范式中的西方沖擊),而西方選擇開埠城市的目的是通商,肯定要有良好的經濟和社會基礎,而不會是盲目的。很大程度上,與其說是西方選擇了該城市,不如說是該城市的自身條件吸引了西方的注意(China's response)。

  最后,再次回到本次報告的標題上來,西方經驗對中國而言是一種有益的借鑒,然而卻并不是一種楷模,這種不自信和不甘心的心態在近代中國知識群體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今天的事實告訴我們,我們的研究若依然停留在革命式的控訴或者追隨西方腳步的亦步亦趨上是危險的。正如楊念群所認為的那樣,東方社會進入現代的一個重要過程就是要重新確立自身的主體位置,而對西方國家而言,現代性意識到構成又大多意味著非西方主題的被剝奪。東方社會想要重建主體的感覺就不是僅僅靠在對抗西方中發現自己的位置,而是在現代性劃地為牢的規定之外,發現自己曾經存在的獨特生活線索和空間形式。[36] 在歷史研究的現實和理論層面,任何帶有目的論色彩的、非歷史的主觀愿望式的描述中國歷史,都是我們所不能允許的,因為秉筆直書是史家特有的職業性格與職業魅力,正式由于這樣的職業特征,歷史學家才被賦予了一項特權,他們可以裁斷往事,臧否人物,獲得這項工作特權是史家的職業幸運,也是社會對史家秉直性格的信任和獎譽。
  

  『相關文獻』

  
  【德】哈貝馬斯著,童世駿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三聯,03

  【德】哈貝馬斯著,曹衛東譯《交往行動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04

  【德】哈貝馬斯著,曹衛東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學林出版社,04

  【德】馬克思·韋伯著,康樂譯《非正當性的支配——城市的類型學》,廣西師大,95

  鄧正來:《市民社會與國家——學理上的分野與兩種架構》,《中國社會科學季刊》,93/3

  鄧正來:《市民社會理論的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02

  鄧正來:《鄧正來自選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

  李佃來:《公共領域與生活世界———哈貝馬斯市民社會理論研究》,人民出版社,06

  景躍進:《市民社會與中國現代化:學術討論會述要》,《中國社會科學季刊》,93/5

  史明正:《美國學者對中國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91/5

  張仲禮、熊月之主編:《中國近代城市發展與社會經濟》,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99

  王笛:《近代美國關于近代中國城市的研究》,《歷史研究》,96/ 1

  馬敏:《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天津人民出版社,95;

  馬敏:《試論晚清紳商與商會的關系》,《天津社會科學》,99

  朱英:《關于晚清市民社會研究的思考》,《歷史研究》,1996

  汪暉、陳燕谷主編:《文化與公共性》,三聯,05

  馮筱才:《中國商會史研究之回顧與反思》,《歷史研究》,01/5

  許紀霖:《近代中國的公共領域:形態、功能與自我理解----以上海為例》,《史林》,03/2

  盧漢超:《美國的中國城市史研究》,《清華大學學報》,08/1

  王銘銘、王斯福主編:《鄉土社會的秩序、公正與權威》,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97

  謝暉、陳金釗:《民間法·第二卷》,山東人民出版社,03

  梁治平:《清代習慣法:社會與國家》,中國政法大學版社,96

  [1] Williams T Rowe: Hankow: Commence and social in a Chinese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reface.

  [2] 王笛:《羅威廉著<救世:陳宏謀與十八世紀中國的精英意識>》,《歷史研究》,2002年第1期。

  [3] 羅威廉教授相關著作:William TRowe,Saving the World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rt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另外兩本著作是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參見王笛:《尋找中國革命的歷史土壤》,《中國圖書評論》,2008年第1期。

  [4] 王笛:《羅威廉著<救世:陳宏謀與十八世紀中國的精英意識>》,《歷史研究》,2002年第1期。

  [5] Williams T Rowe: Hankow: Commence and social in a Chinese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6] Williams T Rowe: Hankow: Commence and social in a Chinese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41.

  [7] 彭雨新、江溶:《十九世紀漢口商業行會的發展及其意義——<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 1795—1889)>》,參見羅威廉著,彭雨新、江溶、魯西奇譯,《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1796—1889)》,《譯者代序》,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

  [8] Williams T Rowe: Hankow: Commence and social in a Chinese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77.

  [9] Williams T Rowe: Hankow: Commence and social in a Chinese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50.

  [10] Williams T Rowe: Hankow: Commence and social in a Chinese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76.

  [11] Williams T Rowe: Hankow: Commence and social in a Chinese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18.

  [12] Williams T Rowe: Hankow: Commence and social in a Chinese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34.

  [13] Williams T Rowe: Hankow: Commence and social in a Chinese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45.

  [14] Williams T Rowe: Hankow: Commence and social in a Chinese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Introduction.

  [15] Williams T Rowe: Hankow: Commence and social in a Chinese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3-14, Introduction. .

  [16] Williams T Rowe: Hankow: Commence and social in a Chinese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4, Introduction. .

  [17] 朱英:《近代中國的社會與國家:研究回顧與思考》,《江蘇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

  [18] 國家社會理論分析框架下進行的實證研究是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和21世紀初期出現的,涉及的領域更為寬泛,如對公園的研究、城市街區的研究、廟會的研究、博物館的研究、公共輿論的研究、近代社會群體的研究、法律史的研究和近代文學公共領域的研究。其中,趙世俞、劉志偉、鄭振滿和陳春聲的研究稱得上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和前沿性。參見朱英:《近代中國的社會與國家:研究回顧與思考》,《江蘇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

  [19] 魏斐德:《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問題的論爭》,見黃宗智主編:《中國研究的范式問題討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20] Kaplan Edward H..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Oct85, Vol.90 Issue 4, p994, 3/5p; (AN 5619012)

  [21] 許紀霖:《都市空間視野中的知識分子研究》,《天津社會科學》,2004年第3期。

  [22] 楊念群:《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范式轉變與中國史研究的現實處境》,見黃宗智主編:《中國研究的范式問題討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294頁。

  [23] 行龍:《人口流動與近代中國城市化研究述評》,《清史研究》,1998年第4期。關于該書的書評,參見楊念群:《市民社會研究的一個中國案例——有關兩本漢口研究著作的論評》,載《中國書評》,19955月總第5期。

  [24] 夏明方:《十八世紀中國中國的現代性建構”——“中國中心觀主導下的清史研究反思》,《史林》2006年第6期。

  [25]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3

  -20頁,第286-288頁,第349-352頁。

  [26] 楊念群:《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范式轉變與中國史研究的現實處境》,見黃宗智主編:《中國研究的范式問題討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304頁。

  [27] 許中約:《中國近代史》,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81月版,第607頁。

  [28] 【英】J.C. Alexander、鄧正來編:《國家與市民社會——一種社會理論的研究路徑》,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5頁。

  [29] 【英】J.C. Alexander、鄧正來編:《國家與市民社會——一種社會理論的研究路徑》,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9頁。

  [30] 【英】J.C. Alexander、鄧正來編:《國家與市民社會——一種社會理論的研究路徑》,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451頁。

  [31] Williams T Rowe: Hankow: Commence and social in a Chinese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44.

  [32] 王笛:《對關于公共領域研究批評的回答——兼談史學批評的規范問題》,《開發時代》,2001年第12期。

  [33] 【英】J.C. Alexander、鄧正來編:《國家與市民社會——一種社會理論的研究路徑》,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425頁。

  [34] 羅威廉:《晚清帝國的市民社會問題》,參見黃宗智主編:《中國研究的范式問題討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90頁。

  [35] 【英】J.C.亞歷山大、鄧正來編:《國家與市民社會——一種社會理論的研究路徑》,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426頁。

  [36] 楊念群:《空間·記憶·社會轉型——“新社會史研究論文精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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