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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叢報》早期的“書評”專欄 ——19世紀英美傳教士漢學的話語建構

來源:《漢風》第一輯 作者:閔正基 時間:2021-02-01 17:18

摘要:馬禮遜、裨治文等在華英美傳教士創辦的《中國叢報》,經過二十年的刊行成了關于中國的西方知識“寶庫”。 基于19世紀初的各種形勢,創刊人突出強調了學術的現場性和當代性,以及學習當地語言,和當地人協作的重要性,并力圖將英語視為建構新時代漢學的核心語言,希望借此確立自身的學術定位。從前幾期設立的“書評”欄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創刊者試圖摒棄過去的傳教士知識遺產,而將新的學術原則作為辦刊主旨的諸種努力。雖然書評這一形式很快被對知識的直接講解所代替,但早期所倡導的思想卻在后來的辦刊中發揮著持續的影響,這當然也可看作是雜志刊行者將自己型塑為中國知識的主要表述者與話語權威的過程。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1801~1861)等來華英美傳教士在廣州創辦的《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經過二十年的刊行(1832~1851年),遂成為西方有關中國知識的“寶庫”,直到現在還被視為重要的漢學研究資料。不僅其發刊地廣州是當時中西之間最重要的“接觸帶”(contact zone),[ 參見初次提出這一概念的Mary Louise Pratt的解釋:“Arts of the Contact Zone”, Profession,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1991, pp.33-40]該雜志也成為中西文化、思想交流的一種“接觸帶”。一方面,它對十九世紀英美漢學的發展起了關鍵作用,另一方面則對中國近代學術的形成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我們在討論中國內地“國學”的形成過程時,也應當考慮在這些“接觸帶”里發生的種種情況。

  毋庸諱言,《中國叢報》是十九世紀英美漢學的主要學術權威刊物之一。不過這種學術權威不一定是一開始就被承認及確立起來的。應當看到,十九世紀英美新教傳教士的漢學產生于當地傳教的艱難過程中,一方面得考慮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等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留下的遺產,批判地繼承進而超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歐洲大陸(特別是法國)的以文獻學為中心的漢學傳統,[ 關于16~18世紀耶穌會和歐洲的漢學情況,參見孟德衛(David E. Mungello)《奇異的國度:耶穌會適應政策及漢學的起源》,鄭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Curious land: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9)。關于19世紀英美商人和傳教士對耶穌會漢學遺產的懷疑態度,參見吳義雄:《商人、傳敎士與西方“中國學”的轉變》,《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第45卷總198期),頁48-50,“ 一、對16-18世紀西方中國學的質疑與否定”。] 另一方面還要與當時能夠提供實用性知識的當地的西方商人、外交官、軍人形成合作關系,當然其中也會包含一些競爭,[關于早期英國“浪漫漢學”(Romantic Sinology)不同主體之間的關系參見Peter J. Kitson,Forging Romantic China:Sino-British Cultural Exchange 1760-184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以及面對來自于當地助手的學術挑戰。[ 關于“中國通”英國人和當地助手(老師、翻譯)的特殊關系參見Ulrike Hillemann,Asian Empire and British Knowledge:China and the Networks of British Imperial Expansion,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9,pp.56-75] 并且他們還得說服本國的傳教會、學術界、政治界,工商界以及各處的一般的讀者支持這份雜志,要不然無法獲取所需要的費用。在如此復雜的情況下,《中國叢報》的刊行者為了給自己所追求的中國研究打下基礎,并樹立起學術上的某種權威,便需要在許多方面做出努力。當然,其最重要的實踐場域還是《中國叢報》的版面。
 
  《中國叢報》創刊者的自身定位明確地反映在創刊號(1832年5月)的《導論》(Introduction)上:
 
  雖然基督教世界的國家和東亞細亞之間的交流有悠久的歷史,雙方之間在知識和道德方面的溝通卻幾乎沒有,這不僅僅是遺憾的事,也是令人驚訝的事。…… 我們也以其居民的身份構成它的一個小小部分的這個帝國,并正以一種巨大的非正常狀態站在這塊“大地中心”。這個帝國無疑地提供著天下最廣泛、最有趣的研究領域。…… 
 
  從前也有一段時間人們能從各個方向橫穿這個國家,留下了關于人和事物的不少寶貴的記錄。不過今天讀那些文章的人,不得不承認其內容有好多難以相信之處。……
 
  最近幾年來的變化是未來變化的預兆,而日后的變化肯定會產生更廣泛、更有益的結果。幾千年來一個高貴的種族處于陋習的嚴酷專制下,因而他們最良好的力量都被破壞了。然而在此地,在對外地人關閉門戶的那一段時間里,還發生了具有意義的變化。
 
  因此,我們給這個刊物設定的目標之一,就是評論關于中國的外文書籍。我們要堅持的立場是,關注其間發生的變化以及其原因和時期,并且努力辨別哪些知識到今日還是正確的,而哪些不是。不少古書雖然收錄了很多寶貴的內容,但也包含著太多無用的東西,因而是無法重印的?,F代作者闡明的內容也不一定是明確而使人滿意的。比如說,他們對中國人口的估計便存在著太大的歧出,從兩千萬到一個神秘的三億三千三百萬。
 
  在外文書籍中發現的不少差異和矛盾,迫使我們尋找被承認為最有能力、最可信的當地權威,征詢他們而探疑解惑?,F在能找到很多記述上的差異和矛盾,在有關物質、道德、政治、商業、文學、宗教等各方面都能找到。為了同樣展現過去和現在,關于這些主題和其他的主題需要付諸歷史性和統計性的研究工作。我們還認為,大體而言當地的權威尚未對之予以該有的重視。我們既要承認他們應有的影響,也要避免走向極端。我們并不期待在此能碰到可與西方國家藝術和科學以及各種典章制度媲美的東西,也不去期待在天朝汗牛充棟的書籍當中找到能讓當代賢者為“修改《圣經》的編年或者提高其道德性”這一工作而言的既有價值又有權威的資料。[ 《中國叢報》第1卷第1期,1832年5月,頁1-3。筆者譯自英文。]
 
  這篇《導論》所呈現的雜志創辦人所持有的的基本前提如下:作為一個“探索/調查”(research)對象的中國,雖然處在被無數陋習所支配著的“巨大的非正常狀態”(stupendous anomaly)之中,但與此同時在那塊大地上也發生著種種重大的變化,因此,該刊物針對中國的研究應當是能夠回應這些變化的?!吨袊鴧矆蟆返目姓哒J為西方雖然不乏漢學遺產,但其可信度較低,當代性和現場性也不夠,應當依賴當地人提供的信息進行修正和補充。在這個過程當中,能擔任可靠的知識中介者就是刊行雜志的“我們”??姓咭环矫鎻娬{過去和當代中國研究的缺點,另一方面還表明“我們既要承認(allow)他們(當地人)應有的影響,也要避免走向極端”,這都是為了把自己定位為新時代中國研究的核心力量。在漢學的具體對象和研究態度上,他們與前輩所走的道路也不一樣,比如他們“并不期待在此能碰到可與西方國家藝術和科學以及各種典章制度媲美的東西,也不去期待在天朝汗牛充棟的書籍當中找到能讓當代賢者為‘修改《圣經》的編年或者提高其道德性’這一工作而言的既有價值又有權威的資料”。這種態度與大部分耶穌會傳教士的“適應”立場或“索隱”策略,以及以耶穌會文獻為基礎而發展起來的歐洲大陸十七、十八世紀啟蒙主義時代的漢學對中國思想、文化所擁有的理想化、神秘化態度顯然不同。
 
  接著,《導論》的筆者特地強調了自然史、商業、社會關系方面知識的重要性,可見探討的領域是與“帝國主義”時代的要求密切相關并由此而擴展出來的。最后,刊行者提到的對中國宗教性的關注,這當然與其作為傳教士的職業及其終極的“傳教”意旨是分不開的。
 
  第一卷《導論》的重點,顯然在于宣布“目前”站在跟“中國”接觸的地點上的英美傳教士漢學的特殊地位,強調了它的現場性和當代性。此外還有一令人矚目之處,就是在引介中國知識上的“英語性”自覺??姓邤嘌?ldquo;三十年前能把中文翻譯成英文的人惟有一位” ,[ 同上,頁1。]而“現在”則已有了“我們”。第二卷第一期的《導言》(Introductory Remarks)特別強調了這一中介即“英語”所構成的新時代中國知識的重要地位。
 
  英語的進步以及目前在世界廣泛地區被使用的情況,實令人矚目。作為一種溝通的媒介,漢語無疑在使用的人口上比世界上任何一種語言都多,不過除了較少的例外情況,它限于東半球的半個地區。而英語則在全球范圍內被使用,差不多從一個極地到另一個極地,人們處處都在使用它。目前估計此后英語將會更廣泛地被使用,這也是理所當然的。[ 同上。]
 
  第二卷的《導言》如此開頭,之后一再強調以英語為媒介的知識將會給人帶來廣泛的益處?!吨袊鴧矆蟆方嫷臐h學,顯然是大英帝國主導的十九世紀世界秩序里的共同語言——即英語構成的近代知識的一個組成部分,同時也是以知識、道德、宗教上的等級為前提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在這個等級世界里,英美傳教士漢學在學術領域中所面對的對象——中國,同時也是他們要去啟蒙與教化的對象。
 
  《中國叢報》的自身定位就這樣被確立起來了,而其中的“書評”(Review)專欄又被看作是他們建立自身話語權威的一個實踐場域。從最初兩年的刊行中可以看到,“書評”一直占據著最重要的版面,特別是在第一年的刊行中,這一優越地位十分明顯。第一年(第一卷)共出版刊物十二期,而有十期均設置了“書評”專欄,被介紹、評論的書籍達十三種。在第二卷共十二期當中,有六期設置“書評”專欄,評論的書籍有四種。
 
   通覽《中國叢報》第一、二卷的“書評”,最引人注目的是某些“匱缺”。在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書評”欄介紹、批評的十七種書籍當中,耶穌會文獻只有兩種??紤]到當時,耶穌會文獻以及在它的基礎上誕生的學術成果仍然在歐洲漢學中占據極為重要的地位,那么雜志創辦人想要摒棄這一遺產,顯然主要與他們對天主教耶穌會的態度有關。被選為書評對象的兩種耶穌會文獻是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和謝務祿(álvaro Semedo,1585~1613)的著作(參見文后的《中國叢報》第一、二卷書評專欄一覽),雖然這兩部著作并非不重要,但最初為歐洲人提供了有關中國的堅實知識的利瑪竇的著作,以及綜合了耶穌會傳教士關于中國大量知識,并產生了廣泛影響的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 杜赫德利用耶穌會傳教士寄來的報告和書信等資料用法文編寫了《中華帝國全志》(Description de la Chine)四卷,1735年在巴黎首次出版,1736年在荷蘭再次印刷。此后翻譯成歐洲各國語言,對18、19世紀西方人理解中國影響特別大。這部著作的基本框架和條目被19世紀新教傳教士的著作所繼承,例如衛三畏 (Samuel W. Williams,1812-1884)所著的《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gdom,1848)。 以馬禮遜、裨治文、衛三畏等《中國叢報》的編輯和撰稿者為代表的“傳教士漢學家”雖然時而表明對耶穌會漢學遺產的懷疑和不滿,但無疑也受到過耶穌會傳教士的不少影響。比如他們學習杜赫德的著作是特別明顯的,關于這一點參見 Peter J. Kitson,Forging Romantic China:Sino-British Cultural Exchange 1760-1840,p.4]的著作,卻均未被選為書評的對象——這一事實很顯然表明《中國叢報》的刊行者不太愿意提及耶穌會的漢學傳統。他們沒有一一拿出耶穌會的遺產來直接去批評其水平、辨別其真偽,而是采用了一種置之不理的態度。[ 在《中國叢報》創刊號上刊登的《書評:伊斯蘭教徒在中國》里,和馬禮遜一起提到的還有利瑪竇、阿塔納斯·珂雪(Athanasius Kircher,1602年-1680年)、杜赫德等耶穌會會士。而其后,他們的著作不但沒被選為獨立的書評對象,連他們的名字也很少提到。]這種態度大致基于如下矛盾與困惑的心理:一方面,基督新教徒對天主教本來就持有某種對立的立場,與之同時,來華新教傳教士也對耶穌會所主張的適應主義傳教政策(accommodation policy)有所不滿;然而另一方面,前人的實踐也有成功之處,新教傳教士為了建構自身的漢學又不得不參考耶穌會留下的巨大遺產。
 
  另外,引人注目的是刊行者也極為重視經由當地探查或親身體驗而產生的知識內容,比如最初兩年“書評”欄介紹、批評的十七種書籍中有十二種就是屬于這一類的。其中,首篇書評選取的便是由跟隨耶穌會會士學過的優西比烏·勒諾多(Eusebius Renaudot,1646~1720)翻譯成法文的伊斯蘭教徒的著作。盡管作者是“異教徒”而譯者是天主教徒,況且也不是用英文寫成的,但仍然被選為第一部書評對象,可能是由于它是一部早期親自探訪中國的記錄著作。兩部選為書評對象的耶穌會著作,也是基于實地經歷并具有現場感的著作。在創刊號的《導論》之后,便登載《伊斯蘭教徒在中國》的書評(Review:Mohammedans in China),緊接著刊登對郭實臘(Charles Gutzlaff,1803~1851)寫的從東南亞到中國的游記(Gutzlaff's Journal)的書評,借此大致可以看出刊行者的關注重點了,即他們首先重視的是由當地經驗構成的中國知識。他們也認為自己是這種知識的最有效的構造者與傳遞者。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最初兩年中一共有三種中國文獻(其中兩種是“英譯”本)被選為書評的對象。這符合《導論》中有關利用與批判地接受“當地權威”的聲明。而更重要的是,這種策略也坐實了英語為傳播中國知識的最重要語言這一原則。
就此,我們可以了解到《中國叢報》創辦人一些重要思想宗旨,即站在來華傳教的最前方,在積極掌握當地語言的基礎上,重構有關中國的各方面知識。這一知識的屬性將符合“目前在此”的準則,而所使用的權威媒介則是“英文”。
 
   “書評”欄目中也不乏刊行者為了展示其學術特色與權威而選擇刊登的篇目。
 
  首先需提及的是在第一卷第五期(1832年9月)刊登的針對《美國百科全書》(Encyclopaedia Americana)“Canton”(即“廣州”)條目的評論。文中,書評者對這部百科全書有關中國的記載表達了不滿,并仔細地講解與分析了“廣州”條目的內容。這種嚴厲的批評和矯正行為呈現的無疑是“目前在此”所構成的這一新的傳教士漢學的標榜性主張。書評者在文章的開頭就強調,百科全書最應該重視的是可靠性。他認為,目前我們已處于交通發達、信息暢通的時代,大洋彼岸的任何風吹草動都能在幾周之內傳遞過來,而百科全書是學術界最有見識的學者們編寫的,人人都要參考它,因此每個條目的內容應當正確無誤。[ 《中國叢報》第1卷第5期,1832年9月,頁161-163。] 不過《美國百科全書》的“廣州”條目,如照“現場權威”來檢討的話,謬誤不少。書評者在詳細地引用、介紹其條目的內容后,即開始了如下批評,并試圖一一糾正其錯誤。
 
  如果是一個對廣州沒有任何知識的人,對這樣的說明會是“百無一漏”的。不過如果是一個對廣州稍微熟悉一點的人,他可能會想起畫完一幅畫后再加上了“這就是牛”、“這就是馬”的字樣才認得出哪一只是牛,而哪一匹是馬的情形。假如其條目的內容中有關其地域的一切具體的名詞和數目偶爾被刪除,從幾乎每段文章都有錯誤的條目內容中辨別出那具體的城市,即使不是不可能,也肯定是非常之難的。[ 同上,頁165。]
 
  《中國叢報》的刊行者倡導現場性的權威的做法,可能沒有比批評有關“廣州”這一詞條更為合適的了。因為廣州是當時中西之間最為親密的“接觸帶”,而且是《中國叢報》的發刊地,也是刊行者比較熟悉的地方。之后,該雜志的第二卷第四期到第七期(1833年8~11月)又刊出了題為《廣州介紹》(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Canton)的文章,它代替“書評”位于雜志的最前面。
 
  另一引人注目的事例是刊于第二卷第一、二、三期(1833年5~7月)評述喬治·湯馬士·斯當東(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英譯版《大清律例》(Ta Tsing Leuh-le)的文章。書評者認為,《大清律例》是清朝的“基本法”,當然也是了解中國國情十分重要的參本。書評者先是較為詳細地論及該法典的來歷和最新頒布本,然后如下表明自己的任務:
 
  大清皇朝的刑法經過了數次改正而傳到現在。我們看過的最近版本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八開二十八卷的道光十年(1830年)本。我們的主要目標是盡量精煉地概括這部法典的全部內容,并且對那些顯示中國人特有意向和看法的條目提出批評。但評論中為了對照譯本和原本,也可能有時會停頓下來,加以斟酌。[ 《中國叢報》第2卷第1期,1833年5月,頁11-12。]
 
  雖然書評人從一開始就將自己置于一種作為知識精確度的最終辨別者的位置上,然而讓人感到有些疑惑的是,其所評論的全是中國法律本身的問題而不是譯本的問題。文章不時批評中國法律的不合理之處,也譏笑在現實中法律難以通行的情況,卻竟然一次都沒質問“英譯本”的缺點。反而在需要有權威判斷時候,一再召喚“我們的老練有識的翻譯”(our elegant and learned translator)并要求“傾聽”他的意見。這位“老練有識的翻譯”斯當東,即是創刊號《導論》中提到的在三十年前就能將中文轉譯成英文的惟一英國人。斯當東是馬禮遜的漢學同行,也是隨馬禮遜學過漢學而后在1837年成為倫敦大學第一位中文教授的基德(Samuel Kidd,1804~1843)的同行,他既是這些傳教士漢學家的贊助人,也與之構成學問上的對手。喬治·湯馬士·斯當東的父親喬治·倫納德·斯當東(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1737~1801)曾經在1793年作為喬治·馬戛爾尼(Sir George Macarteney,1737~1806)英國訪華使團的副使出使中國。并將沿途所見所聞詳細地記載下來,寫成《英使謁見乾隆記實》(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d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雜志也在第二卷第八期上刊登了這部著作的書評,其態度極為正面,由此也可看出刊行者對斯當東父子為早期英美漢學所做貢獻的推崇。
 
  《中國叢報》的第一卷,在每期最前面刊出的幾乎都是“書評”,僅有三次讓位于其他文章,便是郭實臘撰寫的游記和裨治文撰寫的有關中國人口與中外關系的文章。到了第二年,“書評”欄的地位開始下降,并日益轉向直接呈現有關中國的知識。例如,細讀從第二卷第四期到第七期刊登的《廣州介紹》,其內容的相當一部分特別是關于歷史的部分,無疑是參照幾種文獻寫成的,但撰者只是籠統地提及其所參考的數種文獻,不像“書評”專欄中那樣詳細地提示書籍的標題、作者、出版年、出版地等重要的信息。到了第二年,“書評”刊登的次數就減少了,到了第三年,因以幾種專欄為中心的編輯體制被廢除了,“書評”專欄自然也消失了。不僅專欄沒有了,以書評的方式來傳達知識的文章也更少了。在第三卷第二期刊登的六篇“文件”(article)[ 從第三卷開始所有文章的題目的前頭都添上了“Article I”,“Article II”等表示順序的文字。]中,有兩篇類似于以前的“書評”,介紹、批評了西方的文獻,另有兩篇則介紹、批評了中國的文獻,但沒有一篇是標示為“書評”的。這些文章沒有像第一、二卷的“書評”那樣直接引用與批評對象書籍的重要內容,其題目或者本文中也沒有提供詳細、準確的相關書目。這些文章的標題都直接指向一些具體的主題,也跟以前的“書評”專欄的風格不同。 
 
    “書評”欄既然是踐行雜志刊行者話語權威的重要欄目,那么為何會如此快地消失了呢?這一問題似不容易回答。雜志的刊行者在第一卷的《導論》中強調了批評古今文獻的必要,然而之后卻再沒有直接提及類似的問題。第二卷的《導言》中沒有相關的意見,第三卷的開頭也根本沒有再發表導言式的宣言,以說明編輯體系的變化??赡芸姓吆芸旄械揭巡恍枰ㄟ^書評的方式來宣示某種話語權威了,或者可能他們以為已經找到了更有效的替代方式。無論如何,我們所能發現的是,盡管文獻的依據仍然是重要的,但刊行者已不再需要羈于某個特定的文獻權威,而是利用多種源頭主動地“構成”主題和知識。
 
  從《中國叢報》所處的外部環境來看,在當時所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也可能對該雜志的“書評”欄目的命運產生了一定的影響。1833年的特許狀法案,不列顛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失去了商業職能,這也使得一直支援漢語翻譯人員和漢學藏書閣的東印度公司廣州支部無法再繼續擔當前期的任務。[ Peter J. Kitson,Forging Romantic China:Sino-British Cultural Exchange 1760-1840,p.83] 到了創刊后第二年,廣州當地就沒有了傳教士漢學的主要贊助人,同時也沒有了有力的競爭對手。在這一歷史背景中,以傳教士為主體,在1832年5月推出《中國叢報》第一期,并經過最初兩年的努力,為該刊以后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的確是一件值得注目的事情。起初,傳教士漢學家主要是通過對過去和當代文獻的批評來傳達知識,并樹立起自身的學術權威,但經過嘗試,也就是在第二年之后,這種方法就迅速地被直接建構主題、直接講解知識的方法代替。在這種情況下,過去曾有的一些頗具意義與價值的知識資源(耶穌會遺產、中國文獻及當地協助人的貢獻等)就相對地被遮蔽了。這一進程,也是雜志的刊行者將自己型塑為中國知識的主要表述者與話語權威的過程。
 
   刊行者將現場性和當代性視為學術話語權威建立的根底,這不僅為“書評”專欄所支持,也可通過其他專欄的文章中的類似表述所證明。例如,雜志的“時事報道”(Journal of Occurrence)專欄,即意在傳遞廣州和附近地區的新聞,由此也強化了該雜志的現場性和當代性特征。特別引人注目的是,第一卷的“時事報道”專欄,一連刊登了與連接湖南的連州發生的叛亂和官府的應對,由于鄰近地區發生的重大事件也會像北京的有關貿易措施一樣,能對廣州的外貿產生巨大的影響,雜志的刊行者便通過這種報道,為當地的外國讀者和歐美讀者及時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和知識,由此強化自身的現場性學術權威。
 
  還有類似的例子,比如第一卷第九期(1833年1月)的“文藝通告”(Literary Notices)專欄刊登了一篇讀者的文章,主要內容是“修正”1781年在法國巴黎出版的書籍當中關于康熙皇帝駕崩的錯誤記載,“提供真實的情況”。雜志的編者特地將投稿者介紹為“一位在中國居留了很長時間的值得尊敬的紳士”(a venerable gentleman, long resident in China),以此賦予這篇文章某種權威的含義,并借之顯示雜志對信息和知識所具的現場性和當代性的重視。

編者注:本文轉載自漢風輯刊第一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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