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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漢學六百年——以英國漢學的發展看中英文化文學之交流

來源:譯研網 作者:時間:2020-11-19 13:59

美國當代著名漢學家史景遷曾說“每個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向另一個世界伸出觸角,每個人對那個世界都有不同看法,但是他們都一致稱此世界為中國。既有許多帶有優越感或是輕慢意味的文字;同時也有許多充滿尊敬、熱情、敬畏的文字。從兩組文字中,讀者均可追溯文化與歷史的根源”。歷史上中國文化與域外文明的交流、碰撞與會通,也正是其他國家、民族從不同渠道認識中國、研究中國和理解中國的過程。這一過程,既包含有中外文化從初識接觸到彼此互動的方向、規模與程度,也引發了跨文化交往中國文化形象的生成、接受與解讀。從學術上來看,自近代以來,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域外的傳播與域外各國漢學研究的萌芽、生長、發展歷史相互勾連彼此影響,這使得中國的思想、知識和文化開始呈現出一種世界性學問的形態。

張西平教授主編的19卷《20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域外傳播研究書系》由大象出版社付梓刊印。叢書包含27種語言,涉及43個國家,第一次從漢學文獻編目的角度在世界范圍內囊括了北美、西歐、東歐、東南亞、日韓等地的研究成果,又從傳統的典籍傳播編年延展到中國文化在對象國的影響研究,進一步擴寬了研究的主體與空間。范存忠先生曾指出“在比較文學的研究中,歷來談兩國文化的關系時,往往難于具體。對關系和影響研究有三個問題值得注意:一是什么?二是怎樣?三是為什么?譬如談關系,不光是談關系,也要談關系是怎樣發生的,以及為什么有這樣或那樣的關系。只有這樣,才能把所研究的東西講清楚”??梢哉f這套大部頭的書系正充分體現了這樣的研究風格,在探討中國與各國文化交流和互相影響的歷史時,不僅做好導論研究、編年研究這樣的基礎性工作,還做了一些深入的專題研究,從一個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視角為讀者展開了一幅中外文化交流的宏大歷史畫卷。

一部英國漢學史其實也是一部中英文學文化交流史,書系中有關中國文化在英國的傳播與影響研究有三部作品,分別是《20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英國的傳播編年》《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在英國的傳播與影響》《中國古典文學的英國之旅——英國三大漢學家年譜:翟理斯、韋利、霍克思》。從梳理典籍傳播的縱向時間軸和大事記,到深入分析中國文學文化逐漸融入英國社會的過程,最后集中在英國漢學史的三位代表性人物身上,以點帶面,整理其年譜,重點論述其學術成就。由此編排可見主編及各位作者的良苦用心,就是力圖在漢學視閾下打破原有中英文化交流史、英國漢學史與典籍外譯史之間的藩籬,梳理中國古代文化與文學典籍在英國譯介、傳播、接受和影響的過程,并將其納入到英國漢學發展和變化的歷史脈絡中加以考察,希望給讀者呈現一種知識遷移和文化交織的歷史敘事。


《20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域外傳播研究書系》

回溯中英文化之接觸往來,會發現近代中國文化在英國的傳播恰與英國漢學的肇興交織在一起。與歐洲大陸其他國家一樣,英國對于中國的認識和了解,也經歷了漫長而曲折的過程;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民族性格亦造成了英國對中國文化的認識與接受有別于歐洲的大陸國家,形成了自成一家的特征。


若從中世紀游記漢學時代開始,跨越了傳教士、外交官漢學階段、學院式漢學和專業漢學階段,英國漢學的發展迄今也有六百多年歷史。地理大發現以前,13、14世紀的英國主要通過他者的視角來遠眺這個東方大國,輾轉從歐陸的東方游記中獲取有關韃靼和契丹的傳奇故事。英國歷史學家約翰·克里奇利(John Critchley)曾說:“任何中世紀的旅行家都是消息傳遞者?!贝_實如此,無論是充滿著冒險精神的旅行者,或是尋找一切機會賺取財富的商人,抑或是身負使命踽踽獨行的傳教士,都把從古希臘羅馬時期沿襲下來的賽里斯傳奇與自己的個人游歷混雜起來,從不同的觀察視角去展示他們感知到的中國,甚至會下意識地夸大渲染某些與歐洲大相徑庭之處,引領讀者去領略他們所憧憬的那個東方世界。英國本土的文學家遂借助于當時航海家、探險家、傳教士關于東方的記錄,成為自己創作的素材來源,誕生了像《曼德維爾游記》(1357)這樣風靡程度不亞于《馬可波羅游記》的作品;在喬叟(Geoffrey Chau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1387-1400)里也杜撰了關于中國和大汗的有趣故事。這些文學作品把中國描述成一個神奇、富饒、高度文明的烏托邦式的國度,將傳奇與歷史交融,喚醒了西方對遙遠絲國的記憶,讓當時的英國人心馳神往,艷羨無比。

16、17世紀英國跟中國還沒有發生直接往來,但隨著文藝復興冒險精神、國內商業經濟發展、獲利豐厚的東方貿易和實現個人利益與榮譽等多方面交織在一起所引發的強烈刺激,英國國內已有打通彼此接觸通道的醞釀和嘗試。雖然英國的幾任君主如伊麗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都曾試圖與中國建立官方聯系,但因種種原因最終未果。錢鍾書先生曾在《17世紀英國文學里的中國》一文中發出過這樣的感慨:“若紐伯里當時到達了北京并遞上了伊麗莎白女王的信,那么漢學早就會在英國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中國對17、18世紀的英國作家來說也就不會因為距離遙遠以及他們的無知而變得如此魅力十足了?!碑敃r英國社會流傳的一些航海地理叢書,比如理查德·哈克里特(Richard Hakluyt)那本被稱為“散文史詩”的《英國航海、旅行和地理發現全書》(1589-1600)亦可看出英國人渴望開辟東方貿易的端倪,書中收錄了有關中國的一些資料,積極提供相關信息,比如中國人對教育和文學的重視,中國以政績取士的官吏選拔制度等等。周玨良先生認為該書是西方人著作中第一個對中國的儒、釋、道三家做出比較準確敘述的作品,介紹了中國的幅員、疆土、首都、風俗習慣、教育制度以及皇權等情況,對16世紀末的英國社會和讀者產生了影響。

隨著英國海上力量的強大,更加希望與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這些東方貿易的先驅者展開競爭。160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開始和中國有了間接的貿易往來。1635年,英國軍艦“倫敦號”抵達中國海岸,惜未能與中國官方取得直接接觸。直到1637年,英國船只首次與中國地方政府發生聯系,盡管以船員與本地人員的糾葛告終;到了1684年,英國在廣州建立了商館,與中國的商業貿易終于有了實質性的進展。當來華耶穌會士的各種報道風靡歐洲引發熱議的時候,由于宗教獨立的原因,英國作為新教國家尚未向中國派出傳教士。這一階段所獲知的東方消息還需借助于從歐洲大陸輻射過來的二手材料,對中國的認知主要依據轉譯歐洲各國傳教士的漢學著作。相較于法國自17世紀開始大量出版關于中國的書籍傳播關于中國的消息,相對而言英國此時所獲知和報道的亞洲知識還非常有限。據康世林教授(Nicholas Koss)所考,17世紀英國出版的10000余冊書籍中,只有10本是專門介紹中國的,多為耶穌會士法文或拉丁文漢學著作的英譯本。比如利瑪竇(Matthieu Ricci)的《基督教遠征中國記》(又名《利瑪竇中國札記》),記述了耶穌會在華傳教初期篳路藍縷的艱難過程,以親身經歷介紹了中國的國情,1622年出版英譯本。意大利耶穌會士衛匡國(Martini Martin)的《韃靼戰紀》是第一部記述明清鼎革的西文著作,1654年拉丁文版出版當年就有了英譯本。1655年,葡萄牙耶穌會士曾德昭(Alvarez Semedo)所撰《大中國志》英譯本出版,亦有相當內容著墨于對中國的綜合介紹,并附錄了《韃靼戰紀》修訂本。葡萄牙耶穌會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es)的《中國新史》匯集了17世紀來華耶穌會士有關中國知識最新最全面的認識成果,英文版于1688年出版。這批傳教士的漢學著作英譯本為17世紀英國社會了解整個中國概況提供了比較可靠的資料。此外,比利時耶穌會士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在《中國哲學家孔子》(包括《大學》《中庸》《論語》的譯本)中將孔子描繪成一個自然理性的代表和傳統文化的守護者,1691年出版英譯本,對孔子及儒家思想在英國社會和思想界的傳播起到了助推作用。1699年,白晉(Joachim Bouvet)的《康熙皇帝傳》有了英譯本,傳遞了一個英明睿智的中國帝王形象。這批漢學譯作的特點是作者均為來華天主教傳教士,對中國持有肯定褒揚的態度,在描述中國國情基礎上比較關注“當代史”,故明清易代的歷史敘述成為其中一個焦點。

當時英國本土在漢學譯著之外,真正用英語撰寫專論中國的作品大約只有三部,第一部是建筑師約翰·韋伯(John Webb)1669年發表的一篇關于討論漢語是人類原初語言的作品。第二部是對中國頗為景仰的威廉·坦普爾爵士(Sir William Temple)在1685年創作了一部有關中國文化的散文集。第三部是1676年塞特爾(Elkanah Settle)依據明清易代的資料撰寫出版了《韃靼人征服中國記》,這是第一部以中國為主題的英國想像文學作品。此外,還有一些涉及或評論中國事物,或以中國文明作為對比對象的文字散見于當時不少作家、學者的作品和文章中,如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re)、艾狄生(Joseph Addision)、托馬斯·布朗(Thomas Browne)等人。這些原創性的作品體現了那個時代英國知識界對中國的態度,以仰慕和頌揚為主,但也不乏批評和排斥的聲音。錢鍾書先生評論說:“誠然,對中國的熱情似乎在17世紀的英國文學里已達到頂點,以至18世紀的知識階層和作家對中國的熱情逐漸冷淡了下來?!?br />
18世紀后半期,英國完成產業革命,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強國;與此同時加強了與亞洲各國的通商和貿易,特別希望打開中國市場,與中國建立正式的外交和經貿關系。1793年和1816年,英國分別派遣馬戛爾尼使團和阿美士德使團訪華想要與清政府建立外交關系,期望擴大中英貿易規模;由于英使與清政府在覲見禮儀問題上爭執不下等原因,兩次使華均以失敗告終。盡管出使未果,作為兩百年前英國人對中國沿??诎兜絻汝懜沟貜V大疆域的首次訪問,使團上下都留下了厚厚的記錄,描述了當時中國地理環境、人文風貌、社會制度、宮廷生活,以及對兩國迥異風俗的對比觀察,較為忠實地記述了沿途見聞,這批材料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在英國和歐洲其他國家引起強烈反響,成為中國形象在西方社會進入一個修正階段的起點。歐洲人突然發現,原來存在于中世紀東方游記和傳教士筆下的那個“中國神話”被徹底打碎,“中國從天上掉到地下,從文明變成野蠻,從光明變為黑暗”(張宏杰:《饑餓的盛世:乾隆時代的得與失》,重慶出版集團,2016年)。

從英國國內來說,外交渠道的接連失利,讓英國政府意識到他們長期以來對中國、對清政府的認識處于匱乏狀態,甚至連基本的中文譯員都少得可憐。受到這種實際需求的驅動,英國國內開始發展漢學研究,然與彼時歐洲大陸已轉入專業的學術性研究所不同的是,此時英國本土的漢學很大程度上還等同于教習漢語培養譯員,尚未真正進入學術層面。

1840年英國用炮艦強迫中國打開了大門,兩次鴉片戰爭后,清朝被迫新開多個通商口岸,英國也占據了香港島作為與中國往來的基地。從此,外國人在中國的活動范圍和自由度大大增加,英國人得以大規模進入中國并深入內陸地區,加上英國人了解中國的意愿日益增強。這些都為英國本土漢學的發展提供了客觀條件。出于外交、商業和文化的多種目的,中英雙方交流激增,英國漢學有了長足進步,中英文化交流也開始向縱深拓展。這一階段中國文化的傳播在英倫三島與遠東兩個不同地域同時展開,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一方面英國國內繼續譯介歐陸傳教士的漢學作品,比如這一時期最重要的漢學巨著是法國耶穌會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匯編的《中華帝國全志》。這部18世紀有關中國問題的百科全書分別在1736年和1741年推出了英文節譯本和全譯本,對中國社會、文化及儒家思想等進行了全方位的介紹,在英國國內引起較大反響。另一方面,隨著入華英籍各類人士數量增多,英國來華傳教士、外交官除了本職工作外,亦著手積極翻譯中國文化典籍,全方位將中國介紹到英語世界。隨著這批入華人士漢語能力的提高,不再滿足于跟中國人的日常交流,開始閱讀文學作品和典籍文獻,開始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其中有一部分人就在潛移默化中受到了中國文化的熏陶,進而有意識地向英國國內傳播中國文學的獨特魅力。因此,以傳教士為主體的思想類典籍英譯和以外交官為代表的文學類典籍英譯兩線并舉,相互交織構成了這一階段中英文化文學交流的概貌。其中,以理雅各(James Legge)、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 、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等人為代表,成為推動19世紀中國文學文化走向英國的重要功臣。

理雅各是從傳教士轉變為漢學家群體中的佼佼者,他以基督教傳教士身份入華,后擔任英華書院院長,在華期間與包括王韜在內的多位中國學者合作,完成了中國古典經典的翻譯工作。他翻譯的典籍以儒家經典為主,兼及釋、道兩家,從1816年開始到1872年陸續推出五卷系列譯著。這部《中國經典》的皇皇巨著包括《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尚書》《竹書紀年》《詩經》《春秋》《左傳》等;理雅各1873年返英后擔任牛津大學首任漢學教授,除授課外,筆耕不輟,繼續完成《東方圣書》中《中國圣書》的系列翻譯,增加了《詩經》《孝經》《易經》《禮記》,以及《離騷》、道教文本、《佛國記》等譯著,碩果累累。盡管之前也有其他人做了少數中國古代作品或者片段的翻譯,但直到理雅各展開的完整譯介工作才真正促進了中國典籍在英語世界的全面傳播。理雅各的譯文忠實于原著,以直譯為主,盡量保留中文的表述特色,有時難免會犧牲一些英文的曉暢文雅。理氏譯本的另一大特色是對所翻譯的文本做了非常詳盡的導論和評注,極大拓展了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因此,這兩套英譯的中國古代經典書系成為理雅各漢學生涯的兩座豐碑,也為他贏得了歐洲漢學界的最高獎項“儒蓮獎”。

德庇時則是以外交官身份踏入漢學研究領域的開拓者之一,因多年在東印度公司負責對華商貿事務,深諳中國國情,后擔任過商務監督、香港總督和駐華公使等職。他寫的《中國概覽》一書,被公認為是19世紀對中國最全面的報道,有多國文字譯本問世。德庇時在多年浸淫中國文化后,有了比同時代人士更為先進的體悟:他覺得與法國持續一個多世紀的努力相比,英國人在對中國研究方面關注不夠,成效甚微,于是呼吁國人即使是從增強中英商業往來層面考慮,也要重視中國文學;這樣才能透過文學作品去了解中國人的品質、情感和道德,從而使英國人能更精準地判斷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性格。德庇時是較早從事中國戲劇英譯的人士,他翻譯了元雜劇《老生兒》(1817)、《漢宮秋》(1829),使得英語讀者能有機會了解中國古代舞臺藝術和傳統戲??;他還翻譯了通俗小說《好逑傳》。此外,德庇時在《漢文詩解》(1829)中專門介紹了中國詩歌的韻律、風格、分類、用典等,譯介了從《詩經》、漢樂府到唐代、清代的不少古代詩歌,還有《三國演義》《好逑傳》《紅樓夢》《長生殿》中的部分詩詞歌賦和唱詞。其中有不少詩歌均為首次翻譯成英文??梢哉f,英國漢學由德庇時開始將注意力集中到中國詩歌這一文體上,對后來的英國漢學家影響頗深。

翟理斯也是從外交官轉為漢學家,學術生涯正好處于英國漢學專業化的轉折期,他的中國文學譯介工作上承理雅各,下啟阿瑟·韋利(Aruher Waley),恰好反映了英國漢學從19世紀到20世紀的學術傳承。翟理斯不僅根據自己的漢語研習經驗,撰寫了多部語言學習教材、工具書,包括《漢言無師自明》《字學舉隅》《華英詞典》等;還翻譯了《聊齋志異選》《莊子》(選譯本)《紅樓夢》(節譯)《古今詩選》《古文選珍》等譯著,并且撰寫了《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瑰寶》等作品,向英語讀者介紹了中國文學的總體概貌、重要的作家作品,普及了有關中國文學的諸多知識;特別是《中國文學史》在英語世界第一次以通史的形式對中國文學進行整體觀照,成為當時英國漢學中文學譯介與研究成熟的產物。此外,翟理斯還因《古今姓氏族譜》一書獲得了“儒蓮獎”,并接任威妥瑪(Thomas Wade)成為劍橋大學的第二任漢學教授。

19世紀中葉以后到20世紀,由于中英關系發生了力量對比的變化,中國文化在英國的流播有了新的發展態勢,英國對于中國的認識和理解也隨之有了比較大的轉折。盡管英國漢學的發展處于曲折向前,但中國文化典籍的英譯卻進入一個繁榮期,譯介和研究隊伍擴大,開始從世俗化翻譯轉向學術化翻譯,更加注重文本的思想性、文學性和可讀性,由此也進一步拓展了20世紀中英文化文學的交流深度。在這一時期,以阿瑟·韋利的中國詩歌翻譯和霍克思(David Hawkes)的《紅樓夢》《楚辭》翻譯為重要的代表。

韋利被稱為是第二代漢學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雖然終生未曾踏上中國的土地,但以對中國古代詩歌和文學的高超翻譯成為英國20世紀最知名的東方學家。他曾在大英博物館工作,積累了豐富的東方藝術和文化知識。他對李白、白居易等唐代詩人的譯介取得了很高成就,翻譯風格簡約明快;還翻譯了《西游記》的節譯本《猴》,譯文生動,多次再版,被譯為多種歐洲語言,使得《西游記》這部古典名著在西方世界家喻戶曉。韋利一生出版的有關中國文學文化的論著、譯著多達27部,論文近60篇,研究范圍涉獵廣泛,包括文學、藝術、宗教、哲學、敦煌學、中印和中日文化交流等諸多方面,通過他的努力,為英語世界的讀者打開了一扇東方文化寶庫的大門。

霍克思曾任牛津大學漢學教授,熱愛中國文學,以專研楚辭、杜甫詩歌著名,主編了“牛津東亞文學叢書”。他的學術生命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對《紅樓夢》前80回的翻譯,在他之前《紅樓夢》的英譯本都是節譯本,從霍克思開始才將這部中國古典文學的巔峰之作完整地呈現在英語世界的讀者面前。他的譯本語言優美典雅,既注意貼合英文的語言風格,又力圖保持中文的原汁原味,讀起來頗能傳原書之神,使得霍譯在眾多的《紅樓夢》譯本中獨樹一幟,備受褒揚,甚至可以說是中國古典文學英譯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通過這樣一個簡要的回溯,我們可以注意到英國漢學明顯起步晚于歐洲大陸,在早期主要依靠轉譯歐洲其他語言的漢學著作獲取中國知識,之后的發展又過于重視商業外交的實際使用,未能擺脫功利主義的影響,導致在較長時期內純學術的研究落后于法、德、俄羅斯等漢學大國;到了19、20世紀才逐步改變了對漢學長久的忽視,拓展了研究領域,譯介了大量古典文學和現當代文學作品,推動了漢學研究進入一個相對平等對話和交流的時期。

書系中收入的三部有關中英文化交流的專題編年和研究作品,展示了在跨文化視閾下中國文化在英國數百年來的傳播與發展。以此為基點,可以看出張西平教授主編的這套書系實際上反映了這樣一種未來的研究趨向,就是應從歷史、文獻、語言、知識、方法多個方面來展開對中國古代文化典籍在域外的傳播研究。當中國文化通過典籍翻譯進入到異域文明中,開啟了對象國對中國的認識和理解之旅,這種認知既有真實的知識傳遞,也必然包括文化的誤讀,盡管可能呈現出不同的形態,但不可否認已經構成了他們文化史的一部分。因此,我們不能用中國自身文化的標準來看待被西方塑造過的中國文化,也不能以在西方學術體系中變了形的中國文化來判斷真實發展中的自身文化。正是基于這樣的判斷,張西平教授提出要謹慎接受建立在19世紀實證主義哲學基礎上的蘭克史學理論,同時應對20世紀后現代主義的文化理論保持警覺,因為這兩種理論都無法完全客觀全面地闡釋中國和世界之間復雜多變的文化關系。故而,中國學術界應該努力走出對西方學術頂禮膜拜的“學徒”心態,在堅守自身文化立場的基礎上,努力尋找甚至可以說是去盡可能創造出一種全新的理論來說明中國文化在世界的傳播與影響以及世界對中國文化的接受與互動。因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文化的豐富性和多樣性也恰恰體現在中國學術與域外漢學的跨文化對話過程中。這個過程有認同,有批評,有碰撞,有反思,有理解,有調適,通過這樣的國際接軌,才能更好地幫助我們自身的學術與文化重建,才能真正實現中國文明與世界文明的匯通與圓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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