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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西方來華漢學家的漢字觀

來源:譯研網 作者:時間:2020-11-09 11:23

自1807年開始,大批傳教士、商人、外交官紛紛進入中國。為使來華人士全方位地了解中國歷史、文化和當時的社會生活,各種外文報刊接連出現。其中,美國人裨治文等創辦的英文報紙《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裴來爾、保靈和盧公明等人先后主持創辦的《教務雜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在來華西方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近40年來,人們對這兩份報刊的研究日益深入,關注的領域也日漸增多,但是因為其采用英文編寫,前人關注似嫌不足。兩刊中有相當多的文字涉及漢字和漢字教學。這些文章既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西方人的漢字觀,也可以清楚他們的漢字教學理念,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和學術意義。


對漢字的宏觀認識

關于漢字的起源,馬儒翰(J.R.Morrison)在《漢語書面語》(The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中國叢報》1834年5月)中認同倉頡造字說,主張倉頡通過俯察萬物創造了文字。而之后英國人莫安仁在其《官話匯編》中則主張伏羲造字說。這些觀點更多受中國學者的影響,其說服力有待加強。畢竟,漢字形成于長期的社會實踐。

在當時的報刊中,西方人同時指出了漢字造字之初的表意性?!皾h字顯然源自于圖畫記事,而這些圖畫將實物以肖像畫的形式或者描繪出它們的顯著特征的形式速記下來。它們最初是象形的,但逐漸因書寫方便或為美觀之故而逐漸發展簡化,最后變成純粹的符號?!?他們認為,漢字與西方字母不同,“漢字不是由字母表中的字母構成的,而是由不表音的簡單線條構成的。一個只習慣于西方字母體系的人,很難為每一個新的物體和想法構造一個相應的字符或符號。就漢字目前的形式而言,這種語言遠非象形文字體系”。漢字與聲音無關,見形知意,這一點不同于西方字母系統,漢字是一種表意文字。

關于“六書”(Luh shoo, the six writings),漢學家們在《中國叢報》和《教務雜志》中也多有提及。如馬儒翰以圖文的形式依次闡釋了象形、指事、會意、轉注、形聲和假借,并說“這種分類是比較現代的發明,就像語言的語法規則一樣,它的引入是為了整理已經存在的東西,對單詞的原始形成沒有影響”。此外,裨治文在1850年4月撰寫《說文系傳》,介紹并翻譯了《說文解字》中的“六書”理論。其實,西方漢學家如馬士曼(Marshman)、雷慕沙(Remusat)、金璋(Hopkins)、薩默斯(Summers)等人都曾介紹過漢字的“六書”理論,表明這一時期來華的西方人都注意到了漢字“六書”理論。當然,關于六書的英文名稱,漢學家們因人而異,叫法也不相同。

此外,關于漢字形體的不同,漢學家們也有介紹。除了介紹漢字形體隨時代不同而出現的篆書、隸書、楷書等的風格變化外,馬儒翰還提到,“同一漢字還存在許多不同的寫法。有時這種形式上的稍微變異并不影響字義——一個漢字的不同寫法被用來表示它的不同義項”。這些變異“有些是為了書寫的方便,有些是出于簡化復雜字形的需要,有些是為了迎合不同文人墨客的品位,他們認為通過對漢字符號的重新組合能更好地表達漢字的意義。有些是因為反復無常的變化引起的,有些是因為縮寫,有些是因為書寫的疏忽”。漢學家們認為,異體字的表現可以有漢字的變體,即正體、古體、同義字、在某一詞義上相同的同義詞、俗體和簡體六種。


總的說來,以上的介紹多涉及漢字的常識,內容比較基礎。同時,我們也能發現,漢學家們有完全不同的觀察角度。當然,由于文化上的隔閡,對于很多問題的看法,來華西方人的把握并不夠準確全面,比如關于漢字的起源,以倉頡或伏羲造字為結論,顯得相對偏頗。

對漢字的微觀認識

西方漢學家除對漢字有了較為深入的宏觀認識之外,還深入觀察漢字的內部結構,形成了諸多看法。

首先字符的位置影響字的含義。構成漢字的字符組合起來后不只表達一種意思,“大多數字符被放置在新的位置上后,就會表達不同的含義,有時是一個全新的意思。有時兩個甚至三個字符是同義的,用它們只是為了表達準確。在其他情況下,字符會失去自己本來的意思而表達一個全新的意思”。

與此同時,漢語的書寫系統包含兩種數量的字符,一種字符數量是一定的,它們代表同等數量的詞,這些符號是漢字系統的核心或基礎。一種字符數量是不定的,它們被用來表示漢語中的所有其他詞。

其次漢語中存在“根字”。如馬士曼發現,一個漢字是其他十個或十二個漢字的根(root),這十個或十二個漢字中每一個字都是在這個根的基礎上附加一個部件形成的。他把這樣的“根”叫作“根字”。用這樣的方式由同一個根字產生的字,讀音與根字基本相同,只有很小的變化。為進一步求證,他在一位中國助手的幫助下,花費15個月的時間對《康熙字典》所收的漢字進行整理,成功地梳理出了字與字之間的派生關系,發現除了214個部首之外,常與別的部件組合構成新字的字有1869個。這些字是漢字系統的核心。一個根字最多派生出74個字,最少1個。在根字上附加一個部件會派生出一個新字,新字的意義通常與根字不同,但意義有一定的聯系。在我們今天看來,“根字”應該等同于形聲字中能夠單獨成字的形旁和聲旁。

最后關于漢字的部首,當時來華的西方人亦有論述。1834年5月,《中國叢報》上發表《漢語語言》(The Chinese Language)一文,作者在論及漢字的部首時說,“作為部首的漢字僅有214個,中國人把所有的漢字都安排在這些漢字之下。在這214個基本字符中,有不少是由其他基本字符復合而成的”。馬儒翰同樣于1834年5月在《漢語書面語》一文中對此有更詳細的論述。他說,“部首”是漢字中最突出的部分,歐洲人稱之為“基”(keys)或“部首”(radical)。所有同“首”(head)的字歸屬于同“部”(tribe)。他還指出,漢字 “部首”幾乎和它所組成的漢字的讀音沒有關系,有時它只是無意義的筆畫或筆畫的組合,或即便部首本身有一定的實際意義,但并不影響漢字的整體意義。有時剛好相反,漢字中最不明顯的部分反而被選作部首,因為其和字的意義相關。但在大部分情況下,部首通常是最顯眼的、有意義的字符,承擔著將大致字義表達出來的作用。在這些情況中,它們經常和表音的符號組合在一起,這些表音符號會限制由部首表達的漢字字義。就位置來說,部首通常在漢字的左邊,有時也會在右邊。有些位置不太固定,在上或在下,又有些是分開的,位于字的左右兩邊或者位于字的上下兩端,有些是漢字的外部框架,還有些是復合形式的,每一種位置都不同。

對單個漢字的考察

晚清來華的西方人除了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對漢字有了較為深入的認識之外,還對單字展開研究。1841年4月,《漢字四例用法辨析》(Examination of four Chinese Characters)一文指出,“一些漢字會在某些情況下失去原本的意義,而以一種語言符號的形式存在來表示文中的動賓關系”。然后,文章“以”“于”“於”“乎”四個字為對象,通過引用分析《孟子》中的句子進行了論證(該文作者為法國著名漢學家儒蓮(Stanislaus Julien),原文為拉丁文,后譯為英文)。1846年7月,婁禮華(W. M. Lowrie)在《論“仁”之真義:仁至難言》(On the signification of the character jin: jin chi nán yen)一文中對“仁”這個字的基本意義,及其在其他各領域中的含義進行了細致全面的分析研究。1849年9月,裨治文在《“風”字的解釋》(Illustration of the word Fung)一文中,闡述了漢字“風”在不同語境中的意義及用法。

在當時西方漢學界普遍關注漢字的整體特點及內部結構,部分漢學家對單字的研究,無疑開創了新的研究角度,同時表明這一時期來華西方人對漢字的研究已經逐漸深入,既有對虛詞系列的關注,又有對漢字字源和文化內涵的考察,這些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個別來華西方人深厚的漢語功底。

(作者李海英、王丹,單位: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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