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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與研究:站在中國文學研究的前沿 ——伊維德教授訪談錄

來源:《漢風》第一輯 作者:采訪人:莊新 時間:2021-01-22 17:36

伊維德(Wilt L.Idema),1944年出生于荷蘭的達倫(Dalen),在荷蘭萊頓大學學習中國語言與文學。1968~1970年先后在日本札幌的北海道大學和京都的人文科學研究所以及香港的大學服務中心從事研究,于1974年在萊頓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研究重點為中國早期白話小說。1970~1999年在萊頓大學執教,于1976年被任命為中國語言與文學教授,其間在夏威夷大學馬諾阿(Manoa)分校、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巴黎高等研究實踐學院和哈佛大學擔任客座教授。2000~2013年間,出任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社會系的中國文學教授,2004年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2008~2011年間任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學系主任,2013年任哈佛大學中國文學研究講座教授。 2015年,伊維德教授榮獲“中國第九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本人受《漢風》輯刊編委會委托,對他做了一次有關其學術的專訪。
 
訪:尊敬的伊維德教授,祝賀您獲得第九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在之后的BLCU中外漢學家翻譯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上,您提醒我們,當翻譯預設的讀者是外國人時,在翻譯時要考慮到外國讀者的興趣,即國內外讀者的閱讀選擇可能是不一樣的。且似乎您也很強調作品的功能。請問您對中國戲劇的翻譯是不是也屬于一種適應西方讀者興趣和學術要求而對原作進行再創作的“重寫經典”活動呢?您是怎么看待作品功能對翻譯的“可傳達性”的影響呢?
伊維德:我自始至終都在對中國文學進行翻譯工作,將其譯為荷蘭文和英文。這是因為我喜歡做翻譯,因為我相信翻譯是將一種外國文化介紹進本國的最好的方法。在為這些翻譯選擇題目的時候,我會考慮這些作品在中國文學傳統中的情況,但是在做最終決定的時候,我主要還是依據自己的喜好和作品的可譯性。有些中國文學作品,尤其像詩歌,將它們從中文翻譯為荷蘭文或者英文是非常難的。這并不是由于它們的內容難以理解,而是因為這些文字不能簡單地翻譯出來。這是翻譯領域的一個世界性現象:有些在自己的文學傳統中僅僅處于次要地位的作家作品,它們的翻譯作品往往很成功,這并不罕見,而那些在他們本國文化中被認為更重要的作者的翻譯作品反倒不太受歡迎。
在翻譯時,我嘗試提供完整的版本,而這些完整版本能夠盡可能地反映原文的真實質量。我知道這一過程可能會使一些讀者失去興趣,因為這樣的翻譯會被認為沒有遵循原生文學的通常模式,也并不符合人們對外國文化的期待。當我出版了自己關于中國詩歌的荷蘭文翻譯時,我的譯文被批評了,因為較早期的改編本,它們“不夠中國化”,而早期的改編本有著人們對中國詩歌該有的樣子的獨特想象。若想完全忠于原始作品,翻譯就應該基于原文,并且考慮到每一個字。翻譯的任務并不是提升作品,但是需要進行剪切和重新排列。我并不是反對復述和其他形式的改編,但做這些工作的應該是廣告,而不是翻譯。
目前中國文學翻譯的商業市場還比較小,這也比較讓人失望。其中一個原因就在于全球范圍內不斷變化的媒介文化,它影響了年輕一代的閱讀習慣。
 
訪:您先后在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和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您能結合自身感受,大致比較一下歐洲漢學與北美漢學(以美國為例)嗎?另外,對于荷蘭漢學的歷史與發展,您有什么樣的看法能夠與我們分享?
伊維德:歐洲和美國在漢學研究上有不同的傳統。在歐洲,漢學是在19世紀發展起來的,那時的大學要比現在的小得多。漢學延續了古典研究(希臘語和拉丁語)和中東研究(阿拉伯文、波斯語、土耳其語)的模式:研究者從學習語言開始,所以他就可以閱讀其他文字寫成的文獻,然后可以具體到一些專門的研究領域,在有關語言的相關知識方面建立自己研究的基礎。這種方法更傾向于優先將語言學作為它的方法。 而美國的漢學研究則是在二戰之后發展起來的,當時歷史和社會科學已經極大地發展起來,并且當時語言科系和文學科系已經相當普遍。在這一強調(社會科學)學科的背景下,許多學者(比如費正清)開始強調學科訓練的重要性:一個研究者應該首先選擇一個學科(比如歷史學、社會學、宗教學),然后選擇一個專門的領域和時期。這一對比還反映在教學和機構上:歐洲大學更傾向于設立漢學系,它將所有中國學研究的當地專家都集中起來;而在美國這些專家可以在很多社會科學系找到,而漢語言文學系將自身限制于語言和文學的教學上。但是在研究方面,歐洲漢學與美國漢學并沒有什么不同了。大西洋兩岸的漢學研究學界都很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即不管就中國文化的哪方面進行研究,都需要進行學術學科選擇內的語言強化訓練并且加強同中國學者的相關互動。
 
訪:在您出版的《自我救贖與孝道:觀音及其侍者的兩種寶卷》(Personal Salvation and Filial Piety:Two Precious Scroll Narratives of Guanyin and her Acolytes)中,您翻譯了《香山寶卷》與《善才龍女寶卷》,在《雷鋒寶卷》中,您選取了白蛇故事的四種版本。另外還有《孟姜女哭倒長城的十種版本》(Meng Jiangnv Brings Down the Great Wall:Ten Version of a Chinese Legend)、《化蝶:梁山伯與祝英臺傳說的四種版本及相關文獻》(The Butterfly Lovers: The Legend of Liang Shanbo and Zhu Yingtai:Four Versions with Related Texts)等。您是怎么開始重視“版本”的問題的?從我的理解來看,您的版本研究也沒有僅限于文字的考證校訂和對文本的內涵分析,而是更多地從版本的流變中分析背后不同歷史時期中不同表演制度、社會功能、歷史環境等的制約作用。這種治學思路是不是跟您的社會學教育背景有關,或者是基于您的某種學術理念?這種研究方法相對于傳統的學術方法有什么優勢?
伊維德:我很早就對中國民間文學和說唱文學產生了很強烈的興趣。幸運的是,當我的同事主動去編寫《劍橋中國文學史》時,他們允許我寫“說唱文學”這一章。但是當著手寫這一章時,我很快發現被翻譯成英語的明清說唱文學是如此之少。對于外國讀者來說,要形成有關這種文學的形式和內容的概念是非常難的。但是當開始就更多細節探究這一問題時,我也注意到很多傳統故事在前現代時期有多個版本,相較于現代教科書的描述,它們在內容和意義上展示出更多的變化。而我認為展現這種多樣性的最好方式,就是讓西方讀者通過翻譯作品看到這種多樣性。當把同一個傳說的十種不同版本都展示出來時,就可以輕易地描繪出文類、時期和地區形勢怎樣結合在一起,融合各種信息,創作出具有高度原創性的改編本。當然我們都希望將一個文本鏈接到一個非常具體的背景,但困難在于我們很難就所給定文本的起源時間和起源地點進行精確的定位。而且,這些文本的作者在文學天賦上也是不同的。
我確實認為我的社會學背景在這一較次要的研究傳統中有影響。在最初的時候,我一直對文學和出版的問題感興趣:在前現代中國人是怎么閱讀的?他們中有多少人是買得起書的?書的價錢是多少?我們關于前現代中國文化的觀點是怎樣被書籍的保存率所影響的?
 
訪:您在哈佛大學一直教授有關中國婦女文學的課程,您也在2004年與管佩達(Beata Grant)教授合編了《彤管:中華帝國時期的婦女文學》(The Red Brush: Writing Women of Imperial China),與方秀潔(Grace Fong)女士于2009年合編了《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清婦女著述匯刊》,并為后者撰寫了題為《英美學界對歷代中國女性作家的研究》的序言,在序言的結論處,您指出正是近來中國文學領域研究轉向更為廣義的文化研究,女性研究才逐漸成為熱點。請問您是如何理解中國文學研究界的這種轉向的?這種轉向又帶來怎樣的新效果?
伊維德:其實可以有很多方法去研究文學史。一種方法就是關注偉大作家和偉大作品的標準(正典);另一種方法就是將文學作為一種社會系統來關注。一旦你選擇了后一種方法,你很快就會發現每一個被認為只有少數作家可以創作出永恒杰作的時期,還有很多東西是在進行中的。一旦那些正典失去了權威,一種文化被另一種文化替代,學者們便可以自由地在它所有的復雜性中探索文學的領域。女性學者正是在質疑正典和探索迄今未開拓的地區的最活躍的力量之一,比如在由女性所書寫的文學領域就是如此。這也同樣適用于中國學界。一旦人們在正典之外,將文學視為一個整體,他們很快會關注女性作家們的重要文學活動,尤其是在明清兩代的那些。
目前,在北美關于明清女性文學方面的研究的最強大的分支學科處于中華帝國晚期文學研究領域。我個人認為,這種對女性書寫愈加增長的興趣已成為傳統研究中一種最重要的發展,尤其是在中華帝國晚期文學研究領域。傳統中國社會是典型的家族制社會,99%的文學作品由男性書寫,為了男性書寫,其內容也是關于男性的。作為男性作家,他們往往描寫女性,但這種男性對女性的想象性書寫僅僅與女性生活經驗中的一部分相符。對中國婦女文學的研究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更加全面的視野去認識中國的傳統文化,同時也給了我們更多機會去發現一些非常讓人驚嘆的作家。
 
訪:您曾與漢樂逸(L. Haft)教授合著了《中國文學導論》(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按照文學作品的載體變遷劃分中國文學史的分期,在每個時期的各個章節中,按照“文類”撰寫文學史。請問您選擇這種方式來系統地呈現中國文學史的繁雜史料,這在當時是基于怎樣的考慮呢?我發現前些年出版的《劍橋中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一書也擺脫了以朝代框架來劃分文學史的方法,基本上是以編年方式撰寫的,但在具體章節的書寫中,卻對以“文類”(genres)劃分撰寫文學史的方法提出了質疑,試圖用一種“文化史”的觀點來書寫。從中可以看出,似乎您與《劍橋中國文學史》的作者在觀念上存在著某些差異。您能解釋一下這兩種路徑的區別嗎?另外,您在《劍橋中國文學史》“說唱文學”部分指出,由于“說唱文學”這類未獲得權威地位的文學形式多是被編年史所遺忘的,且其作者、刊刻時間難以確定,所以您希望按照“體裁”和“內容”來書寫。中國學者黃卓越教授在近來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重新提出要關注文類對文學書寫的組織與規范作用,傳統中國文學批評也是按此而分別展開的,因此應高度重視。您同意這樣的看法嗎?同時,您認為在文學史的撰寫中忽視文類的做法合適或者可能嗎?
伊維德:當漢樂逸教授和我編寫《中國文學導論》時,我們將讀者定位為幾乎不具有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知識背景的大學生,為他們提供關于中國文學史的基礎史實的一個綱要性概略。這意味著如按照朝代進行排列,也許是十分方便的,但實際作用并不是很大。我們必須對中國文學史做一個較大的分期,每一個分期都有各自明確的特點,我們決定關注書寫技術、書寫載體、復制技術等的變化。主要的技術變革,例如當今數碼媒介的發明在文學生產和消費的方式上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而且這種變化是不可逆轉的。我們用這種方法劃分出四個主要時期:即從骨骼與青銅上的篆刻到紙張發明的時期(直到公元100年),紙張發明之后的文學手稿時期(公元100~1000年),雕版印刷文化時期(直到19世紀末期),工業印刷時期(從1875年到20世紀末期)。這不是否認經濟和社會變化對文學發展的影響,而是這種變化對文化發展的影響并不大,它們更多是反映在文學的內容上。
在每個時期,我們關注主要的文類時盡可能詳細地對每個文類的社會功用(比如誰會在給定的文類中書寫文字,在什么場合中,給哪些對象以及所選擇的文類會在內容和風格方面帶有怎樣的暗示)進行詳細說明。文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位作家能說什么和怎么表述。沒有作家可以直接地、自發地去表達他的感受和觀點,這種表達往往被文類所仲裁。文類不僅僅是對文本進行分類的一種簡單的方法,而且也對理解媒介和信息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研究每一種文學歷史時需要對文類加以考慮。
如果《劍橋中國文學史》的主編沒有按照文體來進行選編,一個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之前《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的出現?!陡鐐惐葋喼袊膶W史》是按照文類進行選編的,但是也暴露出了這種安排的陷阱。在傳統中國,很多作家按照很多不同的文類進行創作,甚至在同一時期在一些文體上更為擅長。按照文體進行嚴格的組織,意味著同一個作家可能要在不同的章節反復提及,這樣對這位作家的全部作品保持一個連續性的觀點就有些困難,及時地去描述一個給定的文學場景也就變得有些困難。所以《劍橋中國文學史》的編者們選擇重新采用按時代順序編排的方式,但是在這樣做的過程中他們又放棄了傳統按照朝代分期的方式,因為文學發展很少是與朝代更迭同步進行的。比如將初唐文學作為南北朝文學的總結是更易于理解的,將北宋的前五十年間的文學作為唐和五代文學的總結來理解也是更好的,同樣當我們討論晚明文學的時候,我們會納入清朝早期幾十年的情況。
 
訪:您強調從文學物質載體的革新的角度來思考文學史的劃分問題,這個問題應當怎樣來看?那您是如何看待在“互聯網”科技時代的文學所發生的新變的?在新的物質載體出現之后,“寫作”的方式、內容、作者和讀者等范疇是否都有了新的內涵?這種生產、傳播技術的革新,是否也會重新定義“雅/俗文學”?
伊維德:我并不是網絡文學方面的專家,所以我并不能預測新媒介技術將會怎樣影響文學系統。一旦紙張變得普及了,書法就變成了一種文人藝術,作家就開始練習各種各樣的簡寫形式,但是文本的傳播仍然是非常有限的。木版印刷使大規模的印刷成為可能,私人開始積累巨大的圖書館,但是專業書籍往往只有幾十或者幾百的印刷副本?,F代機器印刷技術不僅使印制成千上萬的書籍變成可能,也使這個國家中所有的小學生擁有了同一套的教科書,但也同時使國民性的辯論脫離了國家的控制,比如報紙。與此同時,出版商和審查制度也變得前所未有的重要?,F在突然間,出版商失去了其作為“把關人”的地位,這是因為每個人都可以通過互聯網發表任何東西,并且可以探索互聯網所創造的新的可能性。萬維網所提供的無限的視覺材料同樣意味著印刷業失去了很多讀者,并且許多出版商感覺很難生存下去。我們需要等待發現在未來哪種類型的文本會被印刷,哪種類型的文本會被首先放在網上以及這些變化將會怎樣影響形式、內容和讀者,因而作者也會被那些類型所吸引。
 
訪:您作為一名外國學者來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可能在不同文化的差別中洞察中國文化。以合唱為例。西方國家中教堂的唱詩班有著深厚的社區基礎。絕大多數宗教音樂唱出了個人與整個社會之間的和諧與共鳴。而中國地方戲基本上是表演者獨唱。在我看來,如何對待普通生命、如何服務社會等主題在中國傳統文學中并不常見。對傳統中國文學的讀者和作者來說,個人幸福與否主要還是與個人境況相關。您能感受到傳統中國戲曲中的“共同體意識”嗎?另外,您用“世界文學中最令人惡心的章節之一”來描述《香山寶卷》中妙善犧牲自己救治父王的部分,您如何看待中國戲曲中的這種“孝道”?還有,您是怎么看待中國傳統文化背后隱藏的價值觀的?
伊維德:過去,一個人學習文學是因為他想學會書寫。在東西方,一個人通過記憶和模仿每種文類的最好范例來學習書寫。自浪漫主義運動和民族國家的發展以來,人們通過學習祖國的文學來理解其獨特的性格。如果參照更早的古代文學并以之為范例的話,那么19世紀以來的文學起到了作為現代民族精神啟示的作用。民族文學的教學到19世紀的課程中才成為一個學術科目,并且使民族歷史、民族語言以及民族文學的教學成為國家建設項目的一部分。中國在這一世界范圍的發展中也不例外。上溯至晚清時期的學生通過學習李白、杜甫來學習如何寫作古典詩歌,但是20世紀一開始,學生們閱讀那些詩作來使自己成為愛國者,使自己對中國偉大的文學傳統感到自豪。
作為一個外國人,我從不同的背景來理解中國文學。我并未想過要專門研究中國文學,我最終選擇了去閱讀、研究以及教授中國文學,都是因為我喜愛閱讀中國文學。我不僅發現中國文學非常迷人和有趣,而且我從中獲得了很多樂趣。我并不是通過閱讀權威的杰作而接觸到中國文學的,而是通過閱讀各種各樣的傳統中國小說,而且我是沒有計劃地去閱讀的,只閱讀我所能找到的。最終我便可以擴大我的興趣,并且開始更有系統性地進行閱讀。這發生在20世紀60~70年代之間,那時中國有關文學史的最新的教科書提供了一種極為有限的有關中國文學史的視角。讓我繼續驚訝的是,那些受“十七年文學”影響的中國學者很少有能從五四時期所確立的對中國文學史的宏大敘事這一傳統中走出來的,而五四時期的中國學者所提倡的宏大敘事正是復制了明清時期文人的閱讀習慣。即使是在最近的教科書中,地方戲劇和說唱文學中的豐富的大眾文學都是被忽視的。更多的注意力被放在了宋代的講故事的人身上(我們對此的認識幾乎很少),而不是放在對清代和共和國時期的講故事的傳統上?!都t樓夢》和《儒林外史》確實是應該被詳細討論的,但是那些我所喜愛閱讀的通俗文學甚至沒有被提及,或者最多被當作“粗俗的閱讀材料”而不予考慮。
我們很難對中國通俗文學進行概括,因為它充滿了令人驚奇的豐富性和多樣性。我們也應對從廣義上對中西文化進行對比的做法持謹慎態度。西方文化依據地點、時間、階層和我們所談論的是理性的、現實的抑或其他條件,而產生許多不同的東西。中國也是如此,存在著多種不同的中國文學?;蛘?,如果要堅持討論貫穿不同時代的中國文化的統一體,那就至少要接受它是以許多不同的形狀和色彩來呈現自己的這一事實。在兩千年的基督教文化中,唱詩班的傳統是有著巨大的多樣性的,形成了具有高度專業素質的演唱者的小團體來進行共同歌唱。在中國,寶卷的一般性表演也包括一群虔誠信徒的參與,他們與領唱相配合。中國的地方戲劇也有著許多的形式,從職業戲班到那些世代為當地社區表演同樣劇目的鄉村業余愛好者。傳統中國文學(就此而言,前現代的歐洲文學也與之類似)是由精英成員所書寫的,其書寫的目的和內容也在于精英成員本身。但是在歐洲文學中,讀者會邂逅騎士和少女,在中國小說和戲劇中,則會邂逅英俊杰出的書生和他們才華橫溢的同行。但是好的儒家、道家或者佛家的英雄都是被期待是有道德的、有助于社會幸福的形象。也有許多關于年輕男子(以及年輕女子),營救地方罪犯和腐敗官員中的受害者的故事。并且如果那里沒有充滿拼搏精神的學生,也往往會有包公或者其他廉潔之士來伸張正義。
 
訪:我們非常關注您目前的工作與未來的研究計劃,您能夠向我們做一些介紹嗎?
伊維德:在過去的三年中我主要在三個領域展開工作。首先我繼續著對早期中國戲曲方面的研究。我與奚如谷教授合作寫了《中國戲劇資料,1100年—1450年》(Chinese Theater, 1100-1450: a Source Book)。當戲曲有多個版本時,我們都盡可能翻譯那些可以獲得的最早版本。通常我們將最早的版本與萬歷時期的印刷版本一起出版,所以讀者可以看到這些戲劇是怎樣在年復一年的反復修改中發生變化的。在這一過程中,這些戲劇從元代大城市的公共劇院到明代的宮廷,最終流傳到江南文人的研究中。作品中,有一卷是一個大概的選集,有一卷收集了有關三國傳說的戲劇,有一卷關注楊家將的故事,有一卷關于元代繪畫中的元代戲劇……以后,我們希望出版一個對《三國志平話》的完整翻譯作為對三國戲劇的增補。我們同樣希望編譯一卷關于愛情的戲劇,在這方面我們已經獲得了絕大部分的資料。
我也一直從事明清的傳統說唱文學的翻譯工作。這些工作的其中一個方面即是將有關四大傳說的大量不同版本加以翻譯并出版。關于董永的卷本序列,我剛剛出版了《天仙配的變異:革命時期(1949-1956)的地方戲曲》(The Metamorphosis of Tianxian Pei: Local Opera Under the Revolution (1949-1956))。書中提供了對有關董永、七仙女的傳統黃梅戲的翻譯,還有在后來被改編為大受歡迎的電影的改寫版本的翻譯。其他卷的翻譯則是有關說唱文學這一特殊地方類型的。在這方面我最近出版的是《激情、貧困和旅行:傳統客家歌曲和歌謠》(Passion, Poverty and Travel: Traditional Hakka Songs and Ballads)和《天堂中的不朽少女:甘肅西部的其他寶卷》(The Immortal Maiden Equal to Heaven and Other Precious Scrolls from Western Gansu)。在這一工作中,我對中國說唱文學中的動物傳說產生了很大的興趣。
基于我對早先那些領域的興趣,我將繼續研究中國女性文學。我目前正從事關于清代滿族婦女所寫的中國詩歌的手稿修訂工作,工作成果已經被華盛頓大學出版社接受并即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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