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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個世紀的中國研究——訪澳大利亞漢學家馬克林教授

來源:《漢風》第一輯 作者:杜亞冰 時間:2021-02-01 17:14

馬克林(Colin Mackerras)教授是澳大利亞著名漢學家,早年畢業于墨爾本大學,后獲英國劍橋大學文學碩士學位,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博士學位,現為澳大利亞格里菲斯大學榮譽教授、澳大利亞旅游孔子學院澳方院長、聯邦人文學院院士,曾先后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執教。
多年來,馬克林教授一直潛心從事漢學研究,其研究涉及中國傳統戲劇、中國少數民族文化、中國在西方的形象以及中澳關系等眾多領域,發表了100多篇有關中國的論文,并撰寫學術專著多部,代表作有《變化中的中國》(China in Transformation)、《中國戲劇簡史》(Chinese Drama, A Historical Survey)、《新劍橋當代中國手冊》(New Cambridg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China)、《1912年后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化、身份及融合》(China’s Minority Culture: Identities and Integration Since 1912)、《我看中國:1949年以來中國在西方的形象》(China In My Eyes: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Since 1949)等。他先后獲得美國和澳大利亞聯合授予的“媒體和平獎”、英國劍橋國際傳記中心“二十世紀成就獎”、中國政府“友誼獎”等重要獎項。2015年,馬克林教授榮獲中國政府頒發的“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為此,我們就中國在西方的形象、中西文化交流、中國少數民族文化保護等問題,以書面形式采訪了馬克林教授。
 
首先,馬克林教授對于獲得“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感到由衷的欣慰。他坦言,多年來自己一直致力于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文化,并積極努力促進中國在西方樹立良好形象。在他看來,能夠獲得這個獎項不僅說明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非??隙ㄋ龀龅呢暙I,在某種意義上也證明他奉獻一生的漢學研究事業是成功的。此次獲獎讓馬克林教授有幸見到了李克強總理、劉延東副總理等中國國家領導人,他們對教授的貢獻都給予很高的評價。習近平主席2014年11月17日在澳大利亞聯邦議會的演講中也提到“馬克林教授以不懈努力和真摯熱情,為兩國人民相知相親搭建起一座橋梁” 。當然,教授也認為此次獲獎是與其他獲獎者相識交流的好機會。正是對中國的熱愛,對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民的熱愛將漢學家們聯系在一起。

1964年,馬克林教授與妻子第一次自薦來華執教,來到尚未與澳大利亞建立外交關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回憶說:“我還記得第一次來中國的情景,那時候所有的一切對我來說都很新奇,中國就像另一個星球。在澳大利亞,中國被視為一個巨大的軍事威脅,對中國我們時時刻刻都有提防之心。但是,當我真正踏上這片土地時,才發現事實并非我們想象的那樣。在北京外國語學院(現北京外國語大學)執教的日子里(1964~1966年),我和我的同事、學生相處得極為融洽。雖然我們忠于不同的國家,對未來的態度、觀點各不相同,但他們和我一樣,有自己的希望和夢想,有各種情感上的訴求。他們簡單而純樸,是和我一樣熱愛生活的普通老百姓。”

近50多年來,馬克林教授曾多次訪華,他見證了中國的變化、成長以及現代化的發展。他本人對中國的態度也隨著閱歷的增長和歲月的積累有所變化??吹街袊俗兊迷絹碓礁蛔?、自信,在生活中享有更多自由選擇的權力,他也漸漸地開始欣賞中國的發展道路。在教授看來,中國人民所展現的蓬勃朝氣讓人印象深刻,人們明顯開始更關注家庭和個人發展。藝術變得更加自由、多元和鮮活,從事藝術創作的人們似乎也沖破了意識形態的束縛,不再一味循規蹈矩,而是渴望創造出吸引不同讀者和觀眾的作品。當然,他們對金錢的渴望也遠勝于20世紀60年代。盡管在中國思想領域也出現過回歸傳統的趨勢,但是人們追逐時尚的腳步一刻也沒有停歇,對時尚潮流的興起和消費社會的到來,亦是樂見其成。除此之外,西方元素在中國不斷壯大,這既體現在年輕一代的品味和生活方式上,也體現在中國國內外國人員的數量上——無論是游客、學生還是記者,人數都上升了不少。他說:“這些年來,我去過中國很多地方,幾乎每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特別行政區我都去過。我喜歡與不同民族的人們交流,他們豐富多彩的文化讓我著迷。我開始認識到,不同地區的人們在文化和價值觀上雖然各不相同,但是在人性這一層面上是共通的。我最難忘、感觸最深的就是努力克服困難,嘗試去理解并欣賞不同的經驗、觀點和文化的過程,這是一件非常有必要和令人愉快的事。”

馬克林教授的學術研究堅持了近半個世紀,成果斐然。由于他一直鐘情于戲劇研究,所以當他將目光投向中國時,中國戲劇自然成為他首先關注的領域。當他第一次發現中國傳統的戲劇形式都配有音樂時,他感到非常驚訝,這與西方戲劇完全不同。隨著對中國戲劇逐漸深入的了解,教授意識到,雖然東西方戲劇特點大相徑庭,但它們都是各具魅力的瑰寶。他說:“我研究戲劇已經很久了,尤其是戲劇的歷史以及它在當代中國的發展狀況。我對中國戲劇的興趣源于對京劇發展歷史的關注。戲劇之所以會繁榮不敗就是因為它能夠融入社會,因為它是節日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中國戲劇服裝設計和裝扮風格獨具特色,舞臺表演形式豐富多彩,生旦凈丑等角色的劃分合情合理,雖然這和西方戲劇迥然不同,但絲毫不影響我對中國戲劇的熱愛和欣賞。我也很喜歡中國戲劇的配樂,雖然這對于習慣聽歐洲音樂的人來說,尤其是第一次聽的時候,可能會讓人感到有些奇特。過去幾十年在西方學界出現了一支研究中國戲劇的大軍,我也是其中一員,對此研究勢頭我感到由衷的高興。人們本就應該相互學習,欣賞彼此的文化,并努力為之做出貢獻,我很榮幸以此為我畢生的事業。中國的傳統價值觀塑造了中國戲劇,傳統的中國戲劇也反映了中國人的家庭觀念、愛國情懷以及他們對儒教統治模式和思維模式的重視。”近些年來,隨著中西交流的頻繁和深入,中國戲劇變得流行起來。

教授的戲劇研究并不局限于音樂與美學,也沒有停留在純文學或戲劇表演層面,良好的社會學素養讓他敏銳地覺察到戲劇發展背后的社會政治因素才是戲劇變革最重要的成因。教授分析,戲劇原是一種高度政治化的藝術形式,在中國歷史上戲劇一直和社會保持著緊密的聯系。雖然朝代可以被視為討論文化或社會各個方面問題的大標題(general headings),但是朝代的更替并沒有形成戲劇發展過程中明顯的裂隙。1644~1911年,這267年見證了中國戲劇發展史上最重要的變化,昆曲在明末清初達到高潮之后便開始走下坡路,在清代甚至一度被忽略遺忘。與此同時,一些帶有地方特色的民間戲劇開始興起,并發展壯大成為最主要的中國戲劇形式。京劇也是發端于這段時間,逐漸發展成熟并成為最著名的地方性劇種,也是最重要的中國傳統戲劇形式。政治宣傳作用,即政治性逐漸成為清代戲劇的總體特色。而昆曲在清代的衰落,民間流行戲曲的發展以及話劇劇本的興起都與中國當時統治階級的衰落以及晚清反儒教的運動有關。劇場的角色定位就是去影響人們的態度,其總體方向是反對清朝的統治者,反對儒教的統治。清代是戲劇發展史上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時期,統治階級開始放棄他們對昆曲的熱愛和追捧,民間性質的戲劇開始占據重要的地位。統治階級和他們的反對者都意識到民間戲曲可以用來當作他們政治宣傳的工具,尤其是那個時候西方已將不同的價值觀、教育理念、管理制度等傳入了中國,統治者面臨越來越大的威脅和挑戰,他們也想通過各種渠道來贏得百姓的支持。同樣,反對派也想通過戲曲來爭取反皇權的力量,戲曲成為與民眾溝通的一種重要的方式。因此,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昆曲的衰落和以京劇為代表的民間戲劇的興起都表明戲劇開始帶有反權威的傾向,這也是清朝統治和儒教統治瓦解和覆滅的信號。

馬克林教授不僅是一位出色的漢學家,而且也是博學的歷史學家。他的戲劇研究通常都涉及廣泛的歷史材料,將歷史視為一種方法論,無論是古代歷史還是近現代歷史,他都采取包羅萬象的手段對研究對象展開全面評述。教授著有一系列介紹和評價中國戲劇的作品,引起了二戰后西方學界對東方戲劇的研究浪潮。他將中國的戲劇種類分為民間戲劇和官方題材戲劇,并將之與西方傳統的喜劇和悲劇做對比,以比較文學的視野來引導讀者用不同的思維方式去欣賞中國戲劇。

教授說,自己一刻也沒有放棄過批判的立場和觀點。他一面堅持對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一面辛勤地堅持田野調查、實地采訪。曾經有人質疑教授總是站在中國政府的立場來討論問題,但他認為,自己的每一個觀點都是在實地調查后做出的批判性反思,他堅信中國政府在面臨問題時,做出的決定和決策都合乎當時歷史發展的需要。

戲劇之外,中國的少數民族是馬克林教授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他起初是通過研究唐代回紇人幫助唐肅宗平定“安史之亂”的課題開始對中國少數民族感興趣的,其在劍橋大學讀研時的畢業論文就是以此為主題,后來這段研究還促使他在澳大利亞和美國出版了《新唐書》《舊唐書》的英文譯本。20世紀80年代,馬克林教授在當時的民族學院,也就是現在的中央民族大學工作過一段時間。那時候他對中國的各個少數民族以及整個國家的民族問題都非常感興趣,尤其關注現代化和傳統文化的結合對少數民族文化的影響。教授談到,近年來達賴喇嘛等人一直試圖說服西方社會相信中國故意摧毀西藏等地少數民族的文化,他們的言論極其不真實、不公平。他強調說:“實際上,我認為中國政府一直都在竭盡所能地保護傳統文化,我看到在西藏以及其他一些少數民族地區,政府機構都在試圖采取措施保護和推崇少數民族文化,并且在當下社會,很多證據表明傳統的藏族文化和宗教得到了很好的保護,發展勢頭也很猛?,F代化的進程不可避免地會損壞傳統文化,這在世界各地皆是如此,并非是中國獨有的問題。想要試圖改變這種狀況的方法之一就是給少數民族提供發展的平臺和機會讓他們能夠保護并延續自己的文化。”教授還提到,現在很多地方都在大力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旅游業,利用這樣的機會和條件,少數民族可以利用自己的文化來發展經濟,這樣做雖然有風險,一些為游客修建的設施可能并不是當地少數民族社會文化的一部分,但從本質上講,這已經可以算是一個好方法了。根據馬克林教授的觀察,在西藏,藏傳佛教無論在社會還是文化方面都是非常強勢的,并沒有消亡的跡象。蒙古人也信奉藏傳佛教,而在內蒙古,宗教并沒有給普通人的生活帶來多大影響。教授指出,一些少數民族地區傳出的不和諧聲音對中國的西方形象也產生了影響,而且多是負面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達賴喇嘛,他在西方有很多追隨者。他不斷地批評中國政府破壞了西藏的文化,很多西方人都受其言論迷惑。不過最近他的影響力有所下降,但這多少還是有損中國在海外的整體形象。

馬克林教授將少數民族問題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進行討論,對比不同少數民族間的差異并探討他們之間的相互影響。他曾多次深入少數民族地區做田野調查,親自探訪當地的教育機構、普通家庭、工廠、藝術表演團體、宗教場所以及各個名勝古跡,腳步遍及新疆、西藏、青海、云南、四川、寧夏和延邊地區。采訪內容不僅涉及當地少數民族的工作和生活,也有對他們如何看待自己的少數民族身份的關注。教授將中國國內的少數民族既作為單獨的個體,對之進行個性化的研究,同時又將其作為一個整體,對其做族群特性的全面分析。他考察中國的少數民族文化和政策,也研究少數民族人口統計學、經濟學以及與之相關的其他各個方面。他曾這樣評價自己的研究:“很多西方學者要么只針對某一個少數民進行研究,要么只關注某一個歷史時段的多個少數民族,而我所做的是調查中國多個少數民族,且在時間跨度上覆蓋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我想,這也正是我多年研究的學術價值所在。”

在論及民族這一概念時,教授分析,中國政府沿用了斯大林在1913年提出的“國族”(nationality)概念,即民族是一個歷史概念,是一個建立在共同語言、地域、經濟生活和心理構成基礎上的穩定社群。但民族問題相當復雜,無論套用怎樣的概念對之進行界定,都會產生分歧。通常中國政府和學者都非常重視在民族這一概念的范疇內討論民族身份。曾經有學者指出斯大林“國族”概念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并不能反映中國少數民族的具體狀況,例如中國的回族,他們并沒有自己的語言,生活區域也相當分散,但不能以此否認其少數民族的身份。西方討論少數族裔(minority nationality)問題時,早期最常用的概念是“種族”(race),不過現在由于其含有種族歧視的嫌疑,基本已經不用。近年來比較常用的提法是“民族”(ethnicity)。這個提法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可,因為它避免了“種族”帶有的種族主義色彩,更多地強調“文化性”而非“生物性”。學術界現在也廣泛使用“少數族群”(ethnic group)的概念。它強調的是共同的歷史和祖先、語言與文化,有時也包括共同的宗教。這就涉及群體的共同意識(consciousness)問題。而斯大林提出的“國族”并不考慮意識層面。另一方面,“少數族群”更加具有主觀性,它避開了民族(ethnicity)究竟是原始的,還是社會演變的產物這一長久爭論的問題。斯大林提出的“國族”是歷史建構的,這就預設了其“社會性”的本質,這是典型的馬克思主義思維方式。“少數族群”優于“少數民族”(ethnic minority)的地方就在于很多國家例如印度尼西亞,就不存在少數民族,所有人都屬于一個民族。鑒于中國不同時期歷史復雜性和中國少數民族多樣性的特點,馬克林教授根據不同語境,交替使用了 “民族”、“少數族群”、“少數民族”、“少數族裔”這四個概念。

他還談到,中國少數民族的發展優勢體現在其多樣性的特點上,因此少數民族之間的相互影響是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因素。 然而,西方世界關于中國少數民族的文獻并不豐富,且大多采用人類學視角。馬克林教授從社會科學的視野出發極大地填補了西方在這方面的研究空白,更新了西方讀者有關當代中國少數民族現狀的知識體系。

目前,馬克林教授最為關注的是中國海外形象的研究。中國的形象也是西方文化傳統的一部分。這就意味著,西方如何看待中國不僅取決于中國本身的實際情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賴于西方的學術文化或意識形態氛圍。教授指出,對于中國的描述,一部分是由中國的客觀現實決定的,另一部分則是由西方人個性中有意識的利益和潛意識的需求決定的。他認為對西方人來說,政治的確是塑造中國西方形象最重要的因素,但這并不意味著西方人對中國的評論都是無稽之談,其中有一部分是中肯的意見和建議,是值得接受的。然而,政治因素在西方的影響力不可小覷,任何人都有偏見,這些偏見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包括經驗、心理狀態、意識形態以及政治因素。東西方各自的利益訴求也和政治密切相關,很多對中國形象的扭曲都是由于人們不能擺脫個人利益以及他們的小群體利益來客觀看待事物而造成的。

馬克林教授在分析中國的西方形象時運用了關于權力與真理關系的理論。按照??碌挠^點,真理很少存在于真空狀態,而是存在于社會現實之中,其真實與否,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取決于權力制度,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的權力體系,而這些權力體系所產生的“真理”又反過來維系著現存的權力關系。將這個理論運用于研究中國在西方的形象的問題上,也就意味著西方社會內部以及中西方之間的權力關系影響著西方人對于中國的認知。另一個探討權力與真理關系的理論是賽義德提出的“東方主義”,其核心觀點是,西方學者對“他者”文明進行定義和建構,其目的在于彰顯自我的理性、權力和價值,并以此實現強權政治,強調自我主體的優越地位并期望能保持下去。西方關于亞洲的過去和現在的論著傾向于將西方作為模本,而使得亞洲被邊緣化,被打上了“奇特”或“不可理喻”的標記。

教授說,要避免偏見是非常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盡管在西方,思想自由和表達自由的權力是真實有效的,但他認為自由有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我們無法認定一個人或一個社會是絕對自由的,而其他人或社會則是絕對被禁錮的,因此,形象并不直截了當,它們涵蓋事實,但也涉及許多其他因素。它們是觀察者的經歷、思想和偏見的外化,反映著社會內部和國際社會之間的權力關系、權力體系,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西方對中國的看法和評價卻沒有相應的改善。馬克林教授在??碌?ldquo;真理制度”和賽義德“東方主義”的基礎上指出,這一現象形成的原因之一在于西方長久以來的優越感。他們總是將自己的制度看作無可替代的模板,將自己的道德準則看作普遍的原則,并以這些為標準來評價中國,因而總是會形成不符合現實或帶有偏見的觀點。另一個重要原因則在于國家利益的驅使和中西力量對比的轉換。中國的形象不僅反映了中國的發展狀況,而且反映了西方國家的政治局勢和現實情況。即便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文化依舊和西方文化存在著很大的不同。所有的文明都存在一種相同的傾向,即在其成員社會化的過程中使之確信自身的文化要優于其他文化。因此一個西方人在與中國接觸的伊始難免會以自身背景和意識形態中的假設作為尺度對其進行評價,并認為中國文化有所欠缺、怪異不同,因而認定它較為低劣。但是同時還存在著另外一種心理狀態,即認為“他者”因為與眾不同而充滿了異域情調,有著可取之處。這一思維模式在18世紀非常普遍,今天依舊常見卻不再盛行。西方和中國雖然都在反復聲稱需要互相學習,不過從西方人士看待中國態度的經驗來看,不熟悉的“他者”更易于被消極對待而非積極看待。

西方國家經常譴責中國的人權狀況,人權問題不僅僅證明了政治的作用,它還很好地支持了??碌睦碚?,即社會體系中的權力關系影響著社會態度的形成。但是??碌睦碚撜f明政府有能力且確實發揮著政治影響力,因此自由不能僅僅從表面上判斷。政治的影響并不會阻礙一些陳詞濫調的形成,而這些成見,相較于事實,更是符合某些特定社會團體的利益需求。

對于中國如何改善自身形象,教授認為,一個顯而易見的改變形象的方法就是改變自身的狀況,這是一個長期的事業。這些年來,中國為提升自身軟實力所付出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已有所回報。同時還存在其他一些改善形象的方法,比如增加在華的海外留學生數量和游客數量,通過中西文化間的相互交流、旅游開發、公眾外交和領導力的培養等來改善形象。這些也在過去的幾年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不過中文的教學擴展卻有所欠缺。教授說,以他與學生交流和旅游活動方面的經驗來看,無論是到中國的西方學生和游客還是在西方的中國學生和游客,對中國的西方形象都能起到積極作用。因此,他對中國西方形象的改善充滿了信心。
教授還談到自己對中國形象的研究受到了著名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和其關于中國西方形象的經典著作《大汗之國》(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的影響。他認為史景遷是一位出色的學者,他的研究方法的確有可取之處,不過史景遷的《大汗之國》主要關注的是中國過去的形象史,很少觸及當代中國。馬克林教授說他在寫作時從史景遷那里學到很多,但自己又在史景遷研究的基礎上向前推進了一步,更聚焦現代中國的政治與文化及對之做精細與理性的分析,所以他們兩人研究的側重點是不同的。

至于“中國威脅論”,馬克林教授認為這可能很難克服,但是中國和西方還是能夠努力了解彼此的觀點和文化,因為他一向從大圖景中來看形象。自18世紀開始,西方就習慣了以先進者自居,當然也普遍被認為無論在技術還是文化道德政治方面都高人一等。很多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認為他們的自由民主不僅是最好的政治體系,而且是唯一的,因此所有的國家都應該采取他們的模式?,F在中國崛起了,西方尤其是美國就開始覺得受到了威脅,因為別的文明開始崛起并與之平視時,從長遠的觀點看,就隱含了某種取而代之的可能,并引發出一種隱憂的意識。其實,這就是一個挑戰,并非一個威脅,更不是軍事威脅,但這的確給西方很多國家帶來了困擾和擔憂。在馬克林教授看來,西方應該歡迎中國的崛起。中國可以在平等的基礎上和別的國家進行交流和合作。中國沒有必要取代或者征服西方,很多西方政府和人們都已經接受了這個事實,但讓所有的西方國家和人民都接受這個事實還有一定的困難。坦率地說,當慣了老大的人怎么可能甘心讓出老大的地位呢?比起其他國家,中國人投入了更多的努力來了解西方的文化,而西方也應該更努力地去了解中國。在彼此了解、互通有無的道路上,中國顯然付出了比西方更大的努力。

最后,訪談還論及跨文化溝通中的障礙問題。教授認為,就其個人層面來講,他并沒有感到文化障礙。一直以來,他與中國的同事、學生的交往都很順利,沒有什么文化障礙或者隔閡。他認為,不同背景更易催生交往的興趣,因此,這不應該成為雙方交往的障礙。與此同時,他一直都覺得人們應該了解不同的語境和文化。他熱愛中國文化,但從來也沒有放棄過對西方文化和對西方音樂、歌劇等的熱愛,在北京他經常和各個國家的朋友們去聽歐洲經典的音樂會和歌劇,他常說“文化交流萬歲”“能夠欣賞不同文化萬歲”。他覺得隨著自己年歲和閱歷的增長,他越來越喜歡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民。

馬克林教授用一生的執著堅守見證了中國半個世紀的滄桑巨變,他對中國的研究既有學者的深度,又有親歷者的真實。他卓越的學術成就不僅促進了中澳友誼的發展,也讓西方世界更全面地了解中國。


(編者注:本文轉載自《漢風》輯刊第一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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