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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牽動文學命脈 ——訪韓國著名翻譯家金泰成

來源:《漢風》第二輯 作者:程熙 時間:2021-02-01 16:20

 
金泰成(???),韓國著名翻譯家,韓國漢聲文化硏究所所長。1959年出生于韓國首爾, 畢業于韓國外國語大學中文系, 獲文學博士學位。曾任教于湖西大學等多所高校的中國學系所,負責《人民文學》韓文版翻譯工作兼任編輯總監,獲第十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獎項。多年來,金泰成先生一直潛心從事中國當代作品的翻譯工作,已出版一百多部中文圖書的韓文版譯作,涉及中國哲學、歷史、政治、當代文學與藝術等多個領域,最具代表性的譯作有鐵凝《無雨之城》、劉震云《一句頂一萬句》、舒婷《致橡樹》、北島《城門開》、林賢治《魯迅評傳》、梁文道《我執》、朱天文《荒人手記》、唐諾《閱讀的故事》等。
 
訪:您長期以來在介紹中國、翻譯和出版中國圖書、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做出突出貢獻,在韓國翻譯界和出版界發揮著重要作用。您個人翻譯作品的數量已逾百本,差不多以平均每年5~6本譯作的速度翻譯出來,并獲得第十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獎項。我們很想了解,您是如何理解翻譯和文學翻譯工作的?一個好的譯者,應該具備什么樣的精神和素養?
金泰成:美國詩人和文學評論家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曾經說過:“翻譯是第二次創作”,這在某種程度上承認了翻譯工作的艱難與不易。但是我并不完全贊同這個觀點。我認為,即便是添加適當的修飾詞匯或內容,翻譯也不會是創作,也不該成為創作。創作就是創作,而翻譯永遠只能是翻譯。從本質上講,翻譯是一個修辭轉換過程。所謂修辭,是指融合了一種語言所蘊含的文化、思維、歷史記憶和表達方式等一系列因素的語言系統之和。翻譯就是將不同修辭體系表述文本中所包含的形象、思想、主題以及行文風格最大限度地以另一種語言展現出來。翻譯工作不是以“創作”為中心,而是以“轉換”的完整性和準確性為前提。如果沒有這個前提,翻譯只會成為歪曲的文本,造成讀者閱讀的障礙,是對原作的一種“損傷”。
當然,這并不表明翻譯過程中不存在缺失的成分。借助柏拉圖的模仿學說,可以把翻譯喻為“對原作的模仿”。原作(對應模仿理論中“詩歌”要素)是對自然的模仿,翻譯則是對原作的模仿。詩歌在模仿自然的過程中存在失真的部分,同樣,翻譯過程中也會出現破壞原作的情況。究其原因,每一種語言都有其自身的基質,有其他語言無法取代和替換的特質與韻味。然而,翻譯也不應成為一項“因噎廢食”的工作,同樣應該警惕那種將翻譯的必然缺失當作借口,把翻譯看作“文本的任意轉換”,從而造成對原文的不合理歪曲與破壞。
進一步講,我認為翻譯是解釋學的一種方法論。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譯者的任務》(“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1921)一文中提出“可譯性”的概念,因此,可以說不存在不可翻譯的文本,只是涉及譯文“貼合度”的問題。翻譯最本質也是最高超的境界即為對原文“既不改變也不損傷”,即用另一種修辭系統原原本本、完完整整地轉達給讀者。但是每一種語言都是一套各具特色、不可替代的修辭系統,完全不受損的、理想狀態下的完美翻譯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不可“替代”不代表不可“轉譯”。
比如中國古典詩歌中的押韻,中國古代人特定生活經驗和歷史文化中所創造的典故與成語,在翻譯為其他語言的時候,就會發生不同程度的轉換變形與韻味淡化,在一定程度上無法避免譯文的損傷。但是,盡管如此,如何將原文與譯文之間的差異最小化,才是翻譯家所需要完成的一項最重要的任務。舉個例子,有的韓國譯者把中國的“豆漿和油條”翻譯為“豆乳和油炸餅”,那韓國讀者是如何理解這兩種食物呢?很多韓國讀者認為,原來中國與韓國生活方式相同,也吃這些東西。中國的“豆漿油條”與韓國的“豆乳油炸餅”雖然是大同小異的食物,但是其飲食的時間、地點、制作方法及其文化含義是截然不同的。這就是對原詞的歪曲和誤解,將會損傷“豆漿和油條”所包含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含義。這類無法在譯文的落地國找到相對應實物的詞語,應該直接采用拼音注釋的方式,對詞語進行注音,再對其進行人文、社會、地理等方面的延伸性闡釋。韓國讀者對中國文學作品的閱讀期待,不是為了尋找中國與韓國的相似點,而是為了看到與己相異的中國社會與生活方式。因此,在翻譯的“可譯性”基礎上,盡可能縮小語際書寫間的差異是翻譯家的使命和義務。
翻譯是一種服務。譯者服務作家,也服務讀者。翻譯對于文學而言,就像是“文學的女仆”。如果一個龐大的家族只有主人沒有女仆,生活將會很難有序地維持下去。一種具有豐富礦藏的文學,如果沒有譯者和翻譯工作的服務,就無法充分發揮其巨大的內蘊和影響力。譯者的原則就是為作品提供優質的服務。“女仆”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應該是譯者自發而感的。作為一名合格的譯者,應該具有熟練的雙語、甚至多語的技能、豐富的人文地理知識以及高標準嚴要求的翻譯態度,同時,也應對原作所屬國家抱有喜愛之情,努力提高譯文的品質與可讀性等。沒有這種意識與職業操守的人,絕對做不好翻譯,也絕對不能做翻譯。
 
訪:我們知道,您不僅在翻譯領域卓有成就,而且在韓國出版界也具有一席之地,曾推介和促成中國兩百余部作品在韓出版與發行,并積極發揮著自己獨到的見解和廣泛的行業影響力。作為資深翻譯家,您認為在當前以商業利益為風向標的出版市場環境下,翻譯是否能夠免受其染指?或者譯者如何更好地發揮自己在出版環節乃至圖書市場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金泰成:舉個韓國的例子,目前占據韓國國外文學圖書市場的主要是西方文學與日本文學,形成這一局面的原因不僅只是文學作品的品質,同時與出版界長期以來形成的出版傳統、讀者市場偏好息息相關。過去一百年,韓國因受以西方文化為中心的全球化(19世紀末至20世紀范疇內的“全球化”)與日本殖民統治的影響,韓國文化長期以來被西歐文化、日本文化、日本式西歐文化(脫亞入歐之后的亞西歐文化)所支配,出版界也不例外。改變這種出版與閱讀偏向的最佳辦法之一,就是讓翻譯不再僅為一個獨立的翻譯環節,而是形成在翻譯、出版、閱讀三者之間能夠多向互動的良性循環系統。只有這樣,翻譯才能更大限度地發揮其在整個出版界乃至閱讀界所產生的影響力。
21世紀初,韓國出現一股日本小說的閱讀熱,這也表現了韓國在政治上抵制日本文化的傳統的逐漸消除與民族主義思想的衰退。這些社會文化變革使一些翻譯家開始翻譯日本優秀作品,因而滋養出一批追求新質文化滋養和熱愛日本文學的讀者群體,快速形成了不亞于當時西方文學的廣大日本文學市場。相比之下,韓國出版界的中國當代文學市場還不夠成熟,究其原因,一是翻譯質量不夠好,二是沒有形成翻譯、出版、閱讀和市場拓展等一系列的良性循環運作系統。坦白來講,目前控制出版系統的不是藝術性而是市場性。從通俗和實際的層面來看,一個高質量的翻譯作品所產生的市場效應和讀者反映,會讓出版社在一定程度上更加重視譯者的意見和觀點,更加尊重譯者的遴選標準和推介的作品,這樣一來譯者在出版系統內就會更有話語權與影響力,由此而產生第二效應(synergy)。文學翻譯在本質上是對文學的一種服務,好的文學翻譯就是要驅逐那些“魚目混珠”的作品,更好地以文學去溝通世界。翻譯家的話語權與影響力,向外應該是更廣泛地影響出版界和閱讀市場,向內應該加強自己的翻譯技能與人文素養,提高翻譯作品的質量。
 
訪:翻譯作為文化交流的必要手段,不僅是轉換文字形式,更是一種文化建構方式。您認為,跨文化語際的翻譯工作是如何在全球化潮流中發揮起更宏觀意義上的社會文化價值的呢? 
金泰成:韓國幾大綜合類出版社一直保持著出版世界經典文學叢書的傳統,并在整體上呈現出傾向歐美文學的偏好。韓國最大的熊津出版社所出版的“企鵝古典系列”叢書109冊中,包括歐洲文學80本,北美文學22本,亞洲文學4本,其他地區2本;民音出版社所出版的 “世界文學全集”叢書234本中,歐洲文學作品占據153本,北美文學44本(均為美國作品),亞洲文學17本,拉美文學13本,其他地區僅5本;文學村出版社的“世界文學全集”110本中,歐洲地區文學作品占據68本,北美18本,亞洲15本(除莫言的《十三部》之外,其余均為日本文學作品),拉美文學9本。這組數據表明歐美文學依然占據著韓國讀者的主流文學閱讀市場,同時也意味著韓國人的精神世界仍舊被歐美文學所控制。韓國這種“文化偏食”現象,是基于20世紀的全球化所形成的局面。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席卷世界的全球化也稱之為“西化”,不同于我們當下的“全球化”概念。對于當時的亞洲地區來講,“西化”意味著“文明”,通過西化我們才能克服落后、蠻夷的生存狀態,才能成為國際社會的成員之一。這種全盤西化的結果之一就是導致西方文化霸權的暢通無阻。韓國社會中存在的對西方文學的“文化偏食”現象,在短時間內是無法扭轉和改變的。有些學者提出要用東亞文化來克服歐美文學霸權的弊端,這種想法過于意識形態化,同樣也是帝國主義和文化霸權的一種變形。
解決這一問題的策略之一需要重新理解我們當下所說的“全球化”?,F在的“全球化”是雙向性或多向性的,與過去的不可同日而語。在當下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過程中,地方化(localization)或本土化也在同步進行,可以說兩者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在結構上不可分離。過去全球化的核心力量主要來自西方,由發達的歐美國家壟斷世界;而當下全球化的動力則是來自世界各方,雖然有幾支突出力量的存在,但是各方都承擔著一定的分量與地位,在相互制約中漸趨一種和諧共處的狀態。每個民族和國家通過與國際的雙向交流與合作,共同推進與形成一種更為成熟的文化全球化格局。文學翻譯不僅將成為文化全球化形成過程中最有價值的一種介質,也是擺脫西方文化霸權的有效實踐方法之一。
2010年至2014年,韓國仁川文化財團每年4月都會舉辦“AALA”(Asia,Africa, Latin America,亞非拉)文學論壇,其目的在于將亞洲、非洲和拉美地區的作家聚集一堂,共話各地區文化發展與國際推廣事宜,推進非西方國家的文學合作與交流,以努力填補和促成更為綜合、全面與平衡的世界文學格局。我與大陸地區的劉震云、畢飛宇、閻連科、王安憶、遲子建,臺灣地區的朱天文、李昂等諸位中國作家一同,連續五年參加了該文學論壇活動,感到非常有意義。但是,這種高屋建瓴式的一年一度的文學論壇交流會,更多的意義上是對理想型文化全球化格局的設想與探討,其中許多話語層面的論述與共議也還需要落實到具體的翻譯工作和出版合作當中,將宏觀的文化構想與微觀的文化實踐工作結合起來,促進各地區讀者之間的交流與理解,由此才能改變“文化偏食”的現象,實現真正的文化全球化景象。
 
訪:我們知道,您從大學開始便學習漢語和中國文學,一直到最后取得文學博士學位,之后留在高校繼續從事中國文學與漢語教育方面的工作。一直以來,您在任教期間也堅持進行翻譯工作。近幾年,您開始脫離學院體制,專注于進行文學翻譯工作,促成您這一轉變的動機或機遇是什么?
金泰成:每個國家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接受情況不同。在韓國,幾乎每所大學都有中文系,發表許多關于中國文學的研究論文與成果,國家也會對研究所需要的相關經費給予一定的資助。但是問題在于,這些研究成果與廣大讀者往往處于一種隔絕的狀態。這些沒有廣大的讀者群、只為學院化生產而撰寫的論文,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知識的浪費”。有關當代中國及其文學的經驗和知識被“關”在了大學之中——大學內的很多學者大批量生產學理性與高質量的論文,大學外的讀者群卻依然對中國當代文學懵懂無知,缺乏對當代中國的了解與熟知。專業性的學術研究固然重要,但是當前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在韓推廣的最大障礙還是缺乏大眾化的書寫。大眾化書寫是連接廣大韓國讀者與中國當代文學最快捷的方式,而翻譯則是最具代表性的大眾化寫作之一,也是可與中國文學攜手同行的最為輕松愉快的方式。這也是我為什么要走出學院而專注于翻譯事業的重要原因之一。
 
訪:您在翻譯的過程中,一定會感受到中韓文學事實上存在的差異,您是如何看待這種差異性,及其在兩國文學翻譯、文化交流中的意義的? 
金泰成:法國哲學家德里達(Jacques Derrida)曾說,“翻譯是在自我與他者之間的一種差異性游戲”,而任何翻譯都會源自于跨文化交流的需要。對中韓文化之間固有的差異的認識,是我從事文學翻譯、進行中韓文化交流工作的一個出發點。文學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通過文學之“鏡”了解和認知中國,給了韓國讀者一次很好地反觀自我的機會,同時,也可以借此而鏡鑒中國當代文學的精髓與表達方式。與韓國文學相比,中國當代文學最具能量之處,就是“講故事”(story telling)的方式與傳統。中國是一個地大物博、人口稠密、歷史悠久的國家,眾多的人口與悠久的歷史這兩大資源為“講故事”源源不斷地輸入異彩多姿的營養和能量。中國“講故事”的敘事傳統主要源于古代所謂的“俗文學”(元明清時期的戲曲、說唱文本以及小說等)。不過這種“講故事”的傳統與西方的敘事傳統有所不同,比如在西方學者的眼中,作為“四大奇書”之一的《三國演義》并不能稱為小說。20世紀60年代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畢曉普(John L. Bishop)便曾在《中國小說的幾點局限》(“Some Limitation of Chinese Fiction”,1956)一文中批判過中國的小說敘事方式,他以為:第一,中國小說因為出自說書人的“話本”或“章回體小說”,缺乏對細節性描寫的追求;第二,對故事情節與作品的整體結構的考慮不夠精細,這也影響了聽眾或讀者的反應與接受;第三,中國小說主要追求讀者所喜愛的通俗與愉悅相關的主題,因而題材過于官能化,偏向于日常世俗層面的展示;第四,人物形象過多,心理描寫太少,因而造成人物塑造過于扁平化;等等。面對畢曉普所提及的這些中國小說的“局限”,我反而認為這是中國小說“講故事”傳統中非常重要的正面特質。畢曉普所定義的小說大抵依托的是西方小說美學的標準,因而他并沒有充分認識到中西文化的差異性。這種評判標準最大的不足,就在于以西方小說的美學標準來評判中國小說。在韓國,《三國演義》比《圣經》更為暢銷,甚至有的出版社當年收益的百分之八十全靠《三國演義》一本書,這是西方人很難想象和理解的。不管其美學結構形式如何,中國“講故事”的傳統則是非常貼合廣大韓國讀者的接受習慣的。中國著名作家莫言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委員會給他的頒獎詞為——“將魔幻現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從而也肯定了中國小說中非常豐富的對民間生活、社會話題和歷史經驗的重視,以這些作為“講故事”的素材。劉再復教授也曾強調,中國過去一百年的歷史動蕩和大苦大難、改革開放以后日新月異的社會變化以及對這種變化與歷史的反思,均已成為中國當代小說重要的題材來源,并構成了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特殊優勢。
王德威(David Wang)對中國文學的價值有過一個評述,“在淚與笑之間,小說曾負載著革命與建國等使命,也絕不輕忽風花雪月、飲食男女的重要性。小說的天地兼容并蓄、眾聲喧嘩。比起歷史政治論述中的中國,小說所反映的中國或許更真切實在些”。這也印證了阿爾貝·加繆的說法:“我們的人生并不是以理論來被記憶的,而是以風景來記憶的。”我翻譯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一個層面上是為了推廣與傳播中國文學,另一個層面上也是為韓國讀者開拓出另一片異彩紛呈的文學花園,為韓國的文學發展提供鏡鑒性的文本。韓國作家和讀者可以借此傾聽中國文學中講的是“什么樣的故事”,同時學習中國作家是通過“如何講故事”來完成自己的思想表達的。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和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中國當代文學已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主義美學立場轉變為現在既有自己特色又善于吸收其他民族優秀文學特質的民族性與國際化相融合的美學格調。其中,“鄉土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也都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文論概念。極具民族特色的表達方式和書寫策略已經成為中國當代作家講好“中國故事”的核心能量。
比如說,我翻譯作品最多的兩個中國作家分別是劉震云和閻連科,劉震云的作品已翻譯四本,閻連科的作品翻譯六本,即將出版的還有兩者的《一句頂一萬句》和《風雅頌》。兩個作家雖然同為河南人,但兩者講話口音的差異比韓國與朝鮮兩地還要大,他們的文學觀和美學立場也不盡相同。劉震云的小說主要關注飲食和語言交流的問題,是關于“口”的主題,由此繪成中國農村生活的一幅卷軸圖,并在其中寄寓對人生普世價值的深刻思考。劉震云的敘事策略是“中國式的幽默”,讓人忍俊不禁,同時又感到非常沉重。相比之下,閻連科的小說敘事則呈現出另一種特質。他擅長運用對偶、反復、夸張、暗喻等修辭技巧,同時又以優美的語言、奇特的比興構成如馬克·夏卡爾(Marc Chagall)畫作般奇幻的世界,由此而展開自己的批判與思考。中國每一個作家都有自己獨特的敘事策略和書寫方式,這些都是韓國作家可以通過翻譯作品感受到,并可在其中汲取營養的。
 
訪:中韓兩國間文化交流的淵源由來已久,歷史與文化上的同源性是否對翻譯工作有很大的幫助?目前中國當代文學在韓國圖書市場面臨的現狀和困境是什么?
金泰成:朝鮮第四代國王世宗大王李祹與其子第五代國王文宗大王李珦于1443年進行了《訓民正音》一書的編纂工作,創制了朝鮮語文字,該書于1446年農歷九月上旬正式出版與發布使用?!队柮裾?middot;序》曰:“國之語音,異乎中國,與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有所欲言,而終不得伸其情者多矣。予為此憫然,新制二十八字,欲使人人易習便于日用耳。”由此可見,世宗大王創造韓文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實現與漢語更為通暢的交流。這也是象征中國文化與韓國文化同根親緣的重要標志。
漢語與韓語之間的親緣性與同根性,一方面使韓語相比其他語言能夠更容易轉譯中文,在更大程度上保留原文的意旨和韻味;另一方面也因為“同源性”,會因此產生“同詞異義類”的誤譯。古韓語中與漢語同型的詞語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同時也存在很多同詞異義的詞匯。比如“深刻”一詞,在漢語中表示感受事物的程度很深或對事物的理解很透徹和深入,在韓語中則表示某個事物的負面影響很嚴重。那些因缺乏對中國文化和漢字的透徹理解,僅為追求翻譯和出版的速度而隨意進行直譯的翻譯作品,無疑會破壞中國小說中的絕妙意趣與深度內涵。這種現象正蔓延在韓國的中文譯作市場中,并造成了不良的效果,比如在韓國“Yes24”大型圖書網售平臺上就有許多這類譯作銷售,讀者則常因翻譯質量而對中國小說產生排斥心理和負面評價。這種翻譯無論是對原作還是譯作、作家還是譯者,都無疑是一種自殘行為。正是因為這些不良譯作的存在,使得中國當代文學在韓國的市場上的通行并不是十分暢達。中國當代文學想要在韓的推廣與傳播,目前最迫切的任務是需要培養和發掘一批語言過關并具有豐富人文知識內涵及強烈使命感和責任感的譯者。
除了譯者自身的素養要求之外,出版界也應該充分重視譯者在整個出版環節中的重要地位,不能簡單把翻譯當作一個媒介而已,而是使譯者在翻譯、出版、市場循環結構中成為一個雙向影響的積極因子。出版社在遵循讀者的市場需求之外,也應把優秀譯者的審判標準視為圖書市場的風向標之一。有了如此健康、良性的合作結構和發展模式,譯者才能更好地擔當起“文學女仆”的角色。
有關中國文學作品在韓的推廣與傳播工作,遇到的另一個困境,是目前所翻譯的作家作品多集中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而缺乏對多層次作家和多元化作品的推介。關于這一點,閻連科曾表示,20世紀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因為年齡因素而無法快速、真切地參與到當下中國的現實與變化中,他們代表的是中國當代文學輝煌的昨天;20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比較年輕,是計劃生育政策下“獨生子女”的一代,他們在物質方面富足卻又貧窮到找不到精神的出路和歸途。因此,20世紀五六十年代與七十年代的作家便很自然成了韓國中文圖書市場中的主流作家。但是,一個國家的全貌應該是由不同年齡層、不同階層、不同領域的人共同構成的,中國當代文學的全景也應該呈現出其多層次與多樣性,而不應局限于某一年齡層作家的作品。因此,韓國譯者和出版界在著眼于中國文學作品講述“什么樣的故事”“如何講述”的問題之外,也應該考慮如何呈現中國故事的多元化和豐富性。中國當代文學在韓國的繼續推介與傳播,也離不開中韓兩國的互攜與共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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